一、现阶段都市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调研的各城市尽管因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都市农业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这一大背景下，受中心城市的巨大影响，各地都市农业在区域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都无一例外的显现出与农区农业不同的特征。

　　（一）城市化全方位影响都市农业的发展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包括同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农业企业、农户的交流，以及对农业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考察，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近年来城市化快速推进对都市农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包括从农产品需求和农业要素供给两个方面的关键影响。当前，对都市农业发展一切重要特征和重大问题的理解都不能离开城市化快速推进这一时代背景。

　　（1）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化开始正常起步，社会进入城市化的推进期，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因，农村人口被限制进入城市，在最初的30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率由10.64%上升为17.92%，实际上1961年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19.29%，此后近2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变化，甚至略有下降（这可能与知识青年下乡有关）。改革开放以后，32年的时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3个百分点，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3%，其中1999年到2011年，12年就上升了21个百分点，从30.89%上升到了51.3%，上升最快。（见图1-1）据估计，我国将在205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70%，并完成城市化，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推进期，且属于快速推进期。

图1-1 1949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的变化

　　（2）社会经济结构持续变化是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最重要特征。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基本内容就是大量农业人口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引起社会经济结构持续不断地变化，而在前城市化时期和城市化完成后，以及城市化的缓慢推进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都是非常微小的。这些变化包括：人口跨区域迁移引起需求的区域结构变化，人口跨产业转移引起社会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持续转移引起农业经营者队伍的不稳定，非农产业的发展引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这些变化对整个农业系统，尤其是城市周边的都市农业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

　　（3）城市化快速推进改变了社会食物需求数量和结构。菜篮子产品的结构性失衡屡屡发生，这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对社会食物需求数量和结构的改变有直接关系。基于食物供给这一核心问题，城市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大城市郊区比普通农区更为密切，主要原因在于时空距离上的接近使得人员、商品和生产要素流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更低。城市化的推进主要从四个方面改变食物需求数量和结构：第一，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更多的人口需要通过市场获得食物，这就直接提升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第二，源于收益率提升的人口转移，带来了全社会的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农产品消费数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第三，人口的跨区域转移，改变了原有的区域供需结构，导致市场供需平衡难度增大。第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郊区的农地面积不断减少，城市人口的食物均衡供应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这些变化对于大城市郊区的都市农业发展不耐储运农产品和高品质农产品带来了机遇。

　　（4）城市化对传统生产要素的竞争提升了都市农业经营成本。近几年来，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各地都市农业经营面临的一大挑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拿钱雇不到劳动力的情况，这与城市化过程中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要素竞争加剧有直接关系。城市作为人口和产业聚集之地与农业之间存在对土地和劳动力两种传统要素的竞争。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如何使用（自用或他用）这些要素是依据收益率来决策的。要素会从收益率低的产业流入到收益率高的产业，而随着这种流动，原来收益率低的产业，因供给减少，产品价格会上升，因要素投入量减少，边际产量会上升，结果导致要素收益率上升；原来收益率高的产业，因供给增加，产品价格会下降，因要素投入量增加，边际产量会下降，结果导致要素收入率下降。最终的结果是要素在每一个行业的收益率趋向一致。就土地来讲，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非农化的收益率会显著上升，但随着越拉越多的土地非农化后，土地非农化的收益率逐渐下降（房产价格下降，土地边际生产力下降），而土地农业利用的收益率会逐渐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土地农产品边际生产力上升），最后，土地不再进一步非农化。劳动力同样存在这样的趋势：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劳动力非农业就业的收益率会显著上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后，劳动力非农业就业的收益率逐渐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下降），而农业劳动力的收益率会逐渐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效率提高），最后，劳动力不再进一步非农就业。城市化推进时期的大城市郊区，土地和劳动力都面临着非农化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趋势。

图1-2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和土地收益率的演变

　　如图1-2所示，在城市化的初期（A点）劳动力和土地的农业收益率远远低于非农收益率，从而劳动力和土地不断被非农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因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供给态势的不断改变，尽管要素的农业收益率仍然低于非农收益率，但上升速度很快（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经营者感觉成本上升的很快）。两种收益率最终达到一致（B点），土地和劳动力不再非农化，也就是城市化的完成。

　　（5）城市化形成的先进生产要素为都市农业现代化改造提供条件。都市农业近几年来的迅速发展与大量先进要素进入都市农业有直接关系。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聚集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大量先进生产要素，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在非农产业中的收益率逐渐下降。但对于相对落后的农业产业来讲，这些先进生产要素能够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农产品需求又在不断增加，从而这些要素能够获得比在非农产业中更高的收益率，因此，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存在进入农业产业获利的动机。从农业角度讲，就是现代化改造的机遇。基于大城市郊区的区位优势，都市农业发展将首先获得这样的机会。

图1-3城市化过程中资本收益率的演变

　　如图1-3所示，在城市化的初期（A点），因资本稀缺，资本的非农业收益率远远高于农业收益率，从而投资于农业的资本相对较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资本数量迅速增加，收益率不断下降，当非农收益率开始低于农业收益率（B点），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但农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容易饱和，当资本规模达到一定点（C点），收益率会急剧下降，最终会和非农收益率达到一致（D点），农业现代化进程完成。

　　综上，我们可以用图1-4表示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业，尤其是都市农业的全方位影响。

　　图1-4工业化、城市化对都市农业的影响

　　（二）农业产业布局呈现显著的圈层特征

　　各地都市农业产业布局的圈层式特征非常显著，一般最靠近城市的地区多以休闲观光农业为主，离城市最远的仍以大田作物为主，而中间地带以蔬菜生产为主。具体每一圈的大小往往与城市规模大小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

　　（1）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农村地区呈现出三个不同特征的圈层。城市化既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城市边界向农村推移的过程。城市边界向农村推移的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城市化的完成，因此，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的农村地区最靠近城市的一圈属于潜在的城区，或者可称为城市延伸带，这一圈的大小取决于未来城市规模大小。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提升了大约20%，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一倍，按照这一规模计算，我国完成城市化还需提升大约20%的城市化率，也就是建成区面积在现有基础上还需增加1/3。也就是所有城市平均规模还要增加1/3。潜在城区的外围离城市边界越来越近，但最终不会被城市设施占用，仍将是发展农业的地区，这一圈可称为城市近郊。这一圈的典型特征是农民的非农就业普遍较为稳定，农业以规模经营为主。因距离本地中心城市较近，更低的住房生活成本是他们更愿意本地就业，从而也形成较为稳定的非农化，传统农民稳定的非农化为资本进入农业发展规模化农业提供了条件。由于城市延伸带随时可能被城市化，土地经营不稳定，资本一般不愿意进入，同时资本也还没有充足到填补了所有城市近郊，因此还未能大规模进入远郊。而远郊农民不论在本地中心城市还是外地城市就业，都无法有效利用农村原有的生活资料，从而无法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从而到底选择本地还是外地，主要取决于非农收入的高低，因此，一些中西部城市的远郊农民到沿海或其他发达地区城市务工的情况非常普遍。武汉市2010年农业统计年报显示，离中心城区较近的东西湖区、洪山区和其他近郊小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主要在本地就业，东西湖区和洪山区达到80%，其他近郊小区更是超过90%；离中心城区较远的新洲区和黄陂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主要到外地务工，新洲区有70%，黄陂区有80%到外地务工。较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决定了非农化的不稳定性，也决定了远郊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从而资本进入的难度比较大。表1-1列出了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三个圈层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以及由此影响的农业规模化发展情况。

表1-1城市农村地区的圈层划分及其特征

　　城市远郊也因农民转移的特点被赋予了与近郊不同的特征。事实上，除了被城市管辖外，城市远郊和普通农区没有太大的区别。城市近郊的范围与城市规模和经济发达程度有直接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经济越发达，所稳定吸引的农民范围就越大。只要城市足够发达，可能就没有近郊和远郊的区别了。

　　（2）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圈层的农业产业结构显著不同。在城市延伸带，由于可预见的未来土地将被转为城市用地，巨大的增值空间，使得基于农业用途的土地流转对农民来讲缺乏吸引力，而不稳定的经营使资本也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从而这些土地仍被小规模的使用，具体可能发展集约型的休闲农业，或者自给型农业，甚至被抛荒，但一般不存在大田作物和商业化的养殖业与蔬菜生产。因为这一地区除休闲农业外，其他商业化农业因规模太小没有竞争优势。在城市近郊，土地缺乏增值空间，农民一般愿意进行农业用途的流转，资本也愿意进行长期投入，从而主要利用距离优势和信息优势发展面向本地城市需求的规模化商业农业，包括新鲜蔬菜和水果，也会发展一些占地规模相对较大的休闲农业。在城市远郊，不仅缺乏资本的光顾，也并不比普通农区拥有距离优势和信息优势，因此大田作物仍是主流。因污染控制的原因，养殖业主要在近郊外围和远郊发展。

　图1-5城市农村地区农业的圈层布局

　　（3）获得成本优势是农业产业区域布局的主要决定因素。农业产业的区域布局实质上是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资源竞争问题，竞争的实质是该产品在何处生产更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最主要的是价格优势，而决定农产品价格的是农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不同农产品的三种成本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其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是不一样的，从而在不同地理位置进行生产的总成本不同，农产品最终会选择在总成本最小的地方进行生产。

　　（4）地理位置对农产品三种成本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农产品价格主要由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三种成本决定，其中，单位生产成本由要素价格和产量决定：要素价格越高，单位生产成本越高；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之间遵循规模报酬规律。单位运输成本由运输数量和运输距离决定：运输数量越大，单位运输成本越低；距离越远，单位运输成本越高。单位交易成本由交易数量、交易频率和质量风险决定：交易数量越大，交易频率越高，质量风险越小，单位交易成本越低。尽管三种成本之间没有相关性，但不同的地理位置，三种成本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生产成本主要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而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地理位置的敏感程度与其位置流动性有关，位置流动性越好，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地理位置就越不敏感。就流动性来讲，土地不具有流动性，而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管理的流动性，管理的流动性高于技术的流动性、管理的流动性高于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而要素价格对地理位置的敏感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土地、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如果某一种农产品生产中敏感程度高的要素使用越多，其生产成本对地理位置的敏感程度就越高。就运输成本来讲，交通越发达，运输成本对运输距离越不敏感。就交易成本来讲，市场越发达，运输成本越低、交易频率就越高，从而交易成本就越低；同时市场监管越严、产销地越近、产品越标准，其质量风险越低，从而交易成本也越低。市场监管和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又存在一定的关系：标准化程度越高，越容易监管。市场监管和产销距离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产销距离越近越容易监管。表1-2，总结了农产品单位成本的决定因子，以及每种决定因子的影响因素。

表1-2农产品单位成本的决定因子及其影响因素

　　（5）不同的区位优势决定都市农业产业结构及布局。一般来讲，大田作物越远离市区越有优势：其生产成本部分，大田作物属于土地密集型，先进要素的贡献不大，而远郊土地的价格要远远低于近郊土地，因此随着与市区距离的增加，大田作物的生产成本迅速下降；其运输成本部分，由于大田作物一般耐储运，具有一次性收获的特点，不需每天运输，距离较远的地区通过单次较大的运输量可大大降低单位运输成本，从而运输成本随距离增加只会有微小的上升；其交易成本部分，粮食类农产品标准化程度高，质量安全风险小，交易成本基本上不会随距离增加而上升。（见图1-6）对于休闲农业，越靠近市区越有优势：休闲农业的主要成本是运输成本（消费者的运输），而且很难通过规模运输来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因此其运输成本，从而总成本随距离增加迅速上升；休闲农业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依赖要稍微多于先进要素，从而生产成本随着距离增加略有下降；因距离增加会减少交易频率和增加质量风险（因为信息不对称），从而交易成本会略有上升。（见图1-8）对于不耐储运的鲜活农产品，距离市区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介于大田作物和休闲农业之间：其生产成本部分，可以通过资本的投入，降低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依赖，但仍然比休闲农业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依赖要高；其运输成本部分，由于不耐储运的易腐农产品需要每日小批量运输，这样距离越近运输成本就越小，但相对于休闲农业来讲，仍然可以有运输的规模效应，从而对距离的敏感程度比休闲农业低；其交易成本部分，由于鲜活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很大，所以其交易成本对距离比较敏感，比大田作物和休闲农业都要高。（见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