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在十六大刚闭幕就马上召开这个座谈会，我觉得很有必要，非常及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是关键，这个题目也非常好。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在各方面引起最强烈反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十六大的灵魂，而且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灵魂。“三个代表”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历史方位”四个字意义非常深刻。当年孙中山先生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是什么?他那个时代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是什么?这需要去深刻理解。单纯从“三个代表”这几句话的字面去抠，不一定能深刻认识。要把我们党放在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上去理解。第二个引起很大反响的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一个党的灵魂、一个奋斗目标，这是报告中非常核心的内容。
    这次党代会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它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这种共识很自然，当年我们讲建设四个现代化就已经达成共识：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在“三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小康社会是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传统到现代中间一个必然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讲，把解决“三农”问题看成是解决一切事关全局问题的难点和重点，我觉得都不为过。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小康的论述有三次在全党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并明确了一个量化的概念，这就使中国在现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有了一个可以度量的指标性的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我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次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这就是总体上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很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目前来看，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低在哪里，低在农村。不全面的，为什么会不全面?我们提出小康建设目标，还不仅仅用经济指标来度量，它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指标。构成小康社会的主体是什么?通常说，是更加殷实的、有一定财富的一批人。但如果仅仅用财富去度量，会出大问题。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讲，真正处于社会中坚的这批人，一定是诚实的、守法的，这非常关键。如果你这个小康，是不讲诚信的，不讲法制的，那怎么行呢?所以不全面的问题，对农村也很重要，不仅经济指标落后，而且文化、社会、民主等方面可能更落后。不平衡的问题当然更突出。据统计局同志讲，现在上海人均GDP4700美元，贵州人均才2900元人民币，13倍差距。这种不平衡，突出地表现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但整体上看还是表现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毫无疑问，今后18年的重点在农村。江泽民同志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讲了七个方面，其中之一是讲二元结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但要解决“三农”问题，光靠“三农”是不行的，要城乡统筹发展。我理解江泽民同志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三农”问题，是实现小康社会中一个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三农”问题，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问题。过去积累的一些解决农民收入的成功经验，已经不那么管用。过去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增产，增产就增收，后来又采取第二个办法――提价。但现在看这都有问题。第三个办法就是发展乡镇企业。不能说发展乡镇企业就不行，但至少简单地靠扩大规模不是办法。事实是从1997年起乡企就业人数一直没有增加。因此，现在解决“三农”问题，新阶段要有新思路，要采取新措施。
    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江泽民同志讲了三个大问题，结构调整、城镇化和稳定及完善农村基本政策，非常好地总结了20多年来农村工作的成功经验。现在全部问题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我觉得很多方面的政策，这些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关于结构调整，现在农业问题的难度，根本不是一个数量增加的问题。我算过一笔账：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来自农业的部分比1996年减少100多元，农业这几年其实是减收的。为什么?很简单，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粮油肉菜的开支比1996年减少了131．2元。所以，不搞结构调整不行。结构调整重点就是优化品种，提高质量，扩大对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这些都要通过产业化经营来实现，但现在产业化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部门分割非常严重。加工转化、国内贸易、国外贸易等等，这些部门之间互相摩擦，使经营者很难办。
    另一个方面，现在农业需要许多支持，科技、财政、税收、金融，还需要流通领域、质量检验等各方面支持，如果各自为政，那就搞不好。这几年结构调整的难度大，进展不如意，我想更多的在体制问题。所以要按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提出的对妨碍、束缚、影响发展的“三个一切”去解决。否则，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难完成。
    关于城镇化，究竟是小城市还是小城镇，依然在理论部门争论不休，吵不清楚。其实，中央已经讲清楚了，就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还争什么呢，1998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2000年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这次十六大报告又说得很明确。
    如何发展城镇化，我觉得十六大报告已讲得非常清楚了，不能所有的地方都搞建制镇，不能只让农民自己搞，城市的各方面都要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提供服务。
    第三，落实政策。最大的农村基本政策就是两个，一个是土地政策，一个是减轻农民负担。为什么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央要发表去年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隔了快一年，我了解的情况是有些地方根本不传达。这个文件规定传达到村，但有些地方连县都不传达。为什么?他要折腾农户的承包地，说什么中央不允许土地流转。事实是中央从1984年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开始，就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稳定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从来就没有割裂开。问题是，土地流转由谁来流转，怎么流转，流转之后的利益归谁，这些问题不解决，是要出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负担问题成了高压线，谁也不敢碰，就拿土地想办法。与民争地，不仅乡村，而且大中城市与农民争地也不少。什么县改区，乡变镇，我觉得暗含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低价把农民的地拿过来，再高价批租谋利。你为了美好城市，让农民吃那么大的亏，还说关心“三农”，怎么说的过去?
    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三农”的几段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按照去办就行了。问题是能否按照去办。
    目前落实政策的阻力和难度，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1、观念问题，认识问题。如果没有全面建设小康这个概念，只看见城里的、发达地区的，没有全中国的小康概念，就会出偏差。现在不少干部，理解发展就是看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农业对GDP和财政的贡献从指标上看是有限的。各地如果只看这两个指标，就只有舍弃农业了。所以，这个片面观点要改变。
    2、感情问题。不仅是城里干部，就是乡长、村长也有对农民的感情问题。一些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农民的对立面，自觉不自觉把农民的困难看成是麻烦，自觉不自觉地只看见城市利益而剥夺农民，这都是感情问题。
    3、体制配套问题。一些问题如农民负担、乡村机构问题，不完全是干部自身的问题，有体制配套不完善的问题。配套体制很多，教育、卫生等政府投入少，农民负担就减不下来，再比如说土地，村、乡、县，费好大劲把土地承包稳定下来，上面一个征地文件下来，所有努力都白费。所以没有配套体制，落实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就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