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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

日期: 2008-12-25 14:19 作者: 张敬东 来源:农民日报 【字体: 打印本页

  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用市场经济激励群众,用民主政治团结群众”。这是改革30年来,享誉中外的中国著名改革家和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杜润生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他对改革的目标框架和价值取向用简练、准确、明了、通俗语言所作的理论概括,是他对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杜老作为党和国家农口部门的领导,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央5个“1号文件”,被地方农口同志称之为“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时,还是在此后近20年间,他离开农口领导岗位后,依然时刻关心我国改革大业,积极建言献策,无不贯穿着这个中心思想。

  中国进入改革时代10年后的1989年5月9日,杜润生在社会主义研究问题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的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提出:“改革进一步深入,就会遇到认识上的分歧。现在已经开始在若干问题,如市场问题、民主问题上表现出认识上的不一致。进行理论研究十分必要,否则,实践缺乏理论导向,要支付代价。”他强调指出:“改革是时代潮流,我们既然是共产党,就必须站在这个潮流前面,指明方向,开辟道路。要让全国人民在改革的浪潮下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下生活。”又经过整整10年的实践,杜润生于1999年7月4日撰写题为《用市场经济激励群众,用民主政治团结群众》的文章,提出:“我认为,既然重要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就要过好两个关:一是市场关,二是民主关。过这两个关,就要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他进一步阐明:“所谓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是指经济增长要靠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市场交换是人类社会内生性、自发性经济现象。市场具有评价产品稀缺性的功能,按供求状况给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走向合理,从而为生产者带来收益产生激励作用。”他接着阐明:“与市场经济并行,还要用民主政治来团结群众。因为人民的要求不完全是经济上的,他们还要求自由选择,要求参与管理政事,要求提高文化素养。我们的国家是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民主共和国,国家重大决策要由人民做主。人民群众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个人发展必须依赖社会发展,而个人自由发展又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一个民主国家要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鼓励人民群众自求解放。同时又要把各方面的意见统一起来,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形成法制秩序,形成共同‘游戏规则’。因此,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仅要有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温故知新。如杜老所云:“回顾是为了前瞻。”遵循杜老的思想脉络,本文重点对杜老在农村改革初期所走过的轨迹,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用市场经济激励亿万农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用杜润生的话说,是历史安排,中国改革仍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轨迹进行,公有土地家庭经营(简称包产到户),则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驱。这个“突破”、“先驱”,来之不易。也正如杜老所言,一方面,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尚未肯定“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反而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对“两个凡是”,但没有改正禁止“包产到户”这个“凡是”。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有制度“路径依赖”的说法,走惯了的轨道,时间长了,都愿意在那里走。离开了旧轨道,怕乱了秩序,巨大的惯性维持着原来的制度体系。长期以来,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传统、思维定势,使包产到户成为禁区。于是,最初提出包产到户,有同志就批评:毛主席才去世几年,你们就提倡包产到户,是晚节不保。由此可以想见,农村改革面对的环境,最初是多么严峻。

  杜润生历来有思想,有见解,才华横溢,是位解决难题的能手。在离开农口长达23年之久直到1979年初才迟迟恢复工作,重回农口的他,起初也处于“两难”的境地:一些关心杜老的同志对他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虽然长期离开了农口,但身离心不离,依然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的杜老,毅然决然选择了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并在调回农口工作才一年多便显露出他的足智多谋,出众才华。

  1980年9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杜老在发言前,对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是贵州的池必卿、内蒙古的周惠和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反对的人说:“包产到户是条独木桥。我们不走这条独木桥。”池必卿则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杜老的发言,只有2000多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共分8条,对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都讲了,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海纳百川,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避开争论、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三个问题做文章:一是强调尊重农村干部勇于探索和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权。对农民,他很有针对性地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以便于更好地引导农民前进。”“如果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就应积极去领导,而不可顶牛或放任自流。”“不该搞而搞了的不要硬纠。”“还有些是需要搞而没有搞的,任群众自主选择,以免与群众对立。”对干部,他说:“鼓励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言者无罪,兼听并收。”

  二是他既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的道理,但又不强加于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上一些不一致的认识,可留待实践中解答。”三是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他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对恶性循环的突破,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调查表明,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多增产。”当时是“左”祸长期横行全国才扭转不久,哪个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的呢?于是,听了杜老的发言,相持不下的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反映在最后大会写出的由中央[80]第75号文件印发的《纪要》上就是: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还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当允许继续实行”。这就改变了此前中央文件规定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也比随后中央文件规定的“一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不要包产到户)大大前进了一步。有了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禁区的农村改革切入点的重大突破,便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杜老回顾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央五个“1号文件”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时说,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赵紫阳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中央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群众、干部反映良好。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1号”。此后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第一个“1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强调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并宣布长期不变。“长期不变”这句话最打动人心,都说“1号文件”是颗“定心丸”。这在当时是发生了重大作用的一项政策措施。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报告提出,这几年来农村建立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五届人大所作报告中,再次肯定联产承包制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为酝酿扩大农村改革成果,杜润生在十二大作了题为《农村工作的历史性转变》的发言,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能够体现公私利益相结合、近期发展和远期现代化目标相结合的优点。农民要求现行政策稳定下来,希望党和政府能接受这个要求,帮助农民走出自给经济困境,多产商品,增加货币收入,谋求自身全面发展。同年,杜润生还发表了题为《要继续把政策放活》的讲话,用极其生动有力的第一手材料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维持经济增长,投资主体只靠政府(从中央到乡镇政府)税收,谋生只靠按劳取酬,经济结构如此单一化,不可能带来好的效益。应该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在按劳分配之外还应允许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分配,即按投入的资金、土地、技术实行分红,藉以鼓励人们多积累、多投入,以补充国家投入的不足。1983年“1号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两个转化”、“三个一点”的奋斗目标,即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党和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力求做到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保证两个转化加快速度进行下去。杜老回顾说,1983年农村改革步伐加快,引起经济生活变化也很显著。一是家庭承包普及到几乎每个村庄。二是农村劳动力从闲置状态下解放出来,发展多种门路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发展要求贸易自由,要求资金、土地、劳动力诸要素保持流动性。这就与政府实行了20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既定政策发生矛盾,资金、土地、劳动力流动性又受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社组织制度以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的限制。有鉴于此,杜老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经过深入调查,整理出一个中央文件书面建议,提请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拟议中的1984年“1号文件”即《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围绕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个中心,疏通流通渠道,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多种经济并存,创造一个竞争促发展的新局面。所提具体建议有五大项:一是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在此期间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三是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四是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五是国营商业、供销社逐步开放贸易、退出市场垄断、改变服务方式,供销社回归民办。到会领导大多主张再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对所提建议,第一、二、三项原则上无异议通过。第五项要商业、供销、财政部门进行清理,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一并解决。准备第一步只留粮棉油统购,基本上取消各种派购。第四项雇工问题,胡乔木提出一个如何对待党员雇工问题。讨论意见未能取得一致,不好做结论。大家同意看不清的问题,可以放下再看一个时期,搞清楚再处理。这也是一种政策。过去规定雇工不超过8人,不作为资本主义;超过8人的允许试行。会后请示邓小平,他说:“不急于限制,看3年再说。”就这样,按上述讨论结果,写入1984年“1号文件”。此外,该文还包括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政社分设,加强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内容。杜老回顾说,经过三个“1号文件”,准确地说,经过对农村经济微观经营主体和宏观市场环境的同时改革,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达到前后几年的峰顶。尤其是几十年来农村工作重中之重的粮食问题,已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转变为“粮食多了,卖粮难”。杜老随胡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因此,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是把改革统派购

  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形成第四个“1号文件”,取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发展,宏观经济过程有了很大变化,在市场交换中出现了农业成本上升,比价收益下降等新问题。据此,1985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议形成的1986年中央“1号文件”即《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增加农业投入,在几年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抓好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80年代后期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准备前提条件。然而,正如杜老所言: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这样,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再不能前进一步。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一系列中央“1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杜老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善于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指示的精神实质,潜心研究中国农村改革问题,抓住机遇,选准突破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找出答案,使改革步步深入,并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和富裕亿万农民。农村经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让亿万农民过“市场关”,用市场经济激励亿万农民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用市场经济解放亿万农民,摆脱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狭小天地解放出来,在广阔的商海中游泳,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谋求自身的全面发展。

  用民主政治团结亿万农民

  杜老对中国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伟大意义,评价很高。1980年11月即农村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便非常鲜明地指出:“现在有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所谓‘信仰危机’。他们问:究竟马列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灵不灵?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不对?意思是说过去的工作失败了。我们可以说,过去和今后的事实均将证明失败的绝不是马列主义,也绝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是那些左的和右的东西,它反复干扰我们,使我们吃了大亏。”1981年10月,杜老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回答有的同志说的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中央几个文件前后不连贯,下边很被动。先是说“不准”,后来说“不要”,再后来是“有条件的要”这个问题时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变动又恰好证明党中央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哲学论断来处理问题的,是实事求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即1989年5月,杜老在社会主义研究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明确指出:“西方资产阶级说‘共产主义在走向崩溃’,改革是‘最后的挣扎’,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我们的认识则正相反,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在认真反思后重新振奋起来的前进。”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辅之以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杜老一以贯之的改革主张。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不配套,杜老认为“用市场经济激励群众”,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令人瞩目;而“用民主政治团结群众”,则有点相形见绌。说农村改革对广大农民是“又一次解放”,主要是从经济上说的。实行包产到户,恢复家庭农业,农民有了经营这块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换自由,可以直接管理生产与分配,防止由少数人专断包办,瞎指挥,不公正和其他不正之风。诚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农民有限度地获得了谋生自由等民主权利,摆脱对集体的人身依附。因为在改革前,农民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个封闭性的组织里,公民皆社员,没有退社自由,没有迁移自由。换言之,没有谋生自由和改变身份自由,农民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对集体的依附关系。这是实行家庭经营带给农民民主权益的一个实惠。另一个成果是,如今农村形成了一个新的亦工亦农阶层。这是将公有土地承包到户,不但激发了农民经营土地的责任感,而且释放了大量闲置劳动力,改革指导性文件又一再强调允许并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使然。正如杜老所说:“这就迅速导致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亦工亦农阶层。这个阶层还称不上典型意义的农村产业工人队伍,因为至今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处于发育过程。”此外,如今农村还形成了一种乡村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把在乡镇企业就业看作是自身最重要的权益,同时也把维护企业的生存当作不容推辞的义务。

  为使农民在获得经济上自主权的同时,政治上也有相应的民主权利,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杜老为此呼吁了多年,至今还在不断呼吁。2001年6月,杜老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周年暨“十五”农村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题为《给农民国民待遇》的讲话中说:(一)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二)受教育的权利。本来应该所有国民都一样,但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70%,而在大学里却只占30%的份额。(三)社会保障制度未在农村建立。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但农民却承担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产品,农民做了很大贡献,粗略估计有6000亿~8000亿元。(四)现时农民税负非常重。对此中央非常重视,但禁而不止。一个乡的行政机构100~200人,从前十几个人,机构太庞大,农村建设任务多头下达,怎么能减轻农民负担。(五)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不够健全。每千人才一个卫生员。以前还有个合作医疗,现在也没有了。(六)农民就业难。(七)土地制度。30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与保障,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八)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虽然现在解决了2.5亿人口的贫困问题,还剩3000万人口,但返贫现象到处可见,不可估计过高。(九)和城市人比,农民种田需要成本,但贷款很困难,国家规定土地不能抵押,而银行规定贷款必须有抵押品。(十)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翻身了,废除了封建压迫,但民主制度建立不够完善,干群矛盾激化事件时有发生。村民自治尚欠规范化,乡自治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农民还缺乏自己的政治组织,保护自身的权益。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都有农民协会,只有中国农民没有。杜老说:“我粗想了一下,列举以上10条。这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所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有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存在不是一天,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杜老一直强调,我们必须重视保护农民民主权利。他说:“我着重提民主问题是遵照毛主席的遗训,发扬民主,解决‘黄炎培难题’。”

  “爱人民就要爱农民”,这是杜老的至理名言。杜老情系“三农”终不悔,对中国农民最具赤子心,这位在原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即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1936年入党,抗日战争前期还担任过游击队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革命、老党员,对“三农”问题,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特别关爱。杜老回顾说:“不怕死,也就不怕苦。不怕苦,有助于接近农民。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为解放农民而奋斗,也就是为我国大多数人解放而奋斗。从此(指抗战后期)我开始搞农村工作,这既是职责,也成为我的偏好,直至离休。”

  杜老对农民爱得真爱得深,还因为这位事业心、责任心极强的革命老前辈,对中国农民为革命和建设大业,作出了最大牺牲、贡献和创造,怀有一份深深的“知恩图报”的感恩情结。2008年6月,年纪高达95周岁的耄耋老人,杜老自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作为出版文集的封笔之作,他撰写题为《经济发展的几项取向》。在四项取向中,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农民在中国》列为首项,记下农民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杜老情深意重地写道:“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牺牲的人中农民占大多数。”接着写道:“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时期,农民努力耕种,粮食产量由1600亿公斤提高到5000亿公斤,避免了从外国的大量进口。农民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同一时段少生了4亿人口,减轻了人口的压力。”他又写道:“农民还创造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体制,有助于全社会生活达到温饱水平,正向全面小康社会挺进。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一经开发,潜力无限。”熟知杜老热爱农民和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最近赴京参加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又听了杜老助手、与杜老朝夕相处长达10年之久的吴明瑜学者的介绍,得知杜老在中科院工作期间,为保护我国一批顶级自然科学家免遭厄运的事迹介绍,深受感动。日前他在写给胡锦涛同志的信中,由衷地赞颂杜老“热爱农民,热爱知识分子,其伟大人格堪与胡耀邦同志媲美”!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先后任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局长的余国耀,用自身的体会,向笔者介绍真实的杜润生。他认为,近30年来的杜老,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他身居农口领导要职,为农村改革出谋划策,主持起草中央文件,深受干部群众喜爱,这是不用多说的。二是在80年代末期,杜老退出了一线工作,但他仍一心关注改革与发展的大业,发表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讲话和文章。那时余国耀找杜老为《求实集》写序言,在看了文稿后杜老写道:“余国耀同志和我相处已经十几年时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村工作。在工作中他曾给我留下一种深刻印象:重视实际,敢说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难得的风格。一个人具有这种风格才能做到勇于追求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也方能培育出观察事物、研究问题的科学精神。”“事实上,就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将近十年,在农村生产发展状况业已证明其可行性之后,也曾一度出现不算小的反对声浪。此时,有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同志也顺风转舵附和了反对者。余国耀同志此时能深入民间,倾听群众呼声,传送给领导机关一个信息:‘农民怕变’、‘呼唤政策稳定’,它和来自各方的反映一起,引起领导重视并作出正确决策。”从这里,不难看出杜老多么重视敢说实话,尊重民意,这正是他处理国家大事的风格和要求。三是在杜老离休后至今,离而不休这一段。他还坚持天天回办公室,既扎根于神州大地,关心民众的喜怒哀乐,又综观世界风云,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发表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引人奋进,促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讲话和论著。此时,杜老为国耀的另一本书作序写道:“在89政治风波后,曾有少数同志对改革事业提出质疑,主张改弦更张,形成一股不大不小反改革的潮流。也有些同志,依据事实真相,逆潮流坚持真理,稳住改革进程。”“余国耀同志这本小册子忠实地记录上述曲折过程,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把改革事业办得更好。”余国耀说,为什么杜老不像诸多领导人那样,离开了领导岗位,“人一走茶就凉”,而是犹如美酒般,时间越久越醇香呢?这就是杜老思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所在!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该理论被评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第一名,奖金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的奖项,并于2008年11月29日在北大颁奖。这是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五家主办单位发起并组织,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经过一整套严密的评选流程评出来的。这是诸多社会学术团体和著名学者以及众多参与者,对杜老改革理论和实践的赞许;是对以杜老为“符号”的改革团队和做出贡献的相关人士的赞许;是对活跃在全国各地,对农村改革起了“互动、合力、推动”作用的广大农村干部的赞许;是对敢为人先,冲破改革重围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赞许!

  杜润生简介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省太古县人。

  1932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即已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和反帝大同盟,从事革命活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学联,领导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前期任游击队长,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后期从事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文革”期间受冲击迫害,被打倒、关“牛棚”、下干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著述甚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