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农村社会问题随之凸显。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代表委员高度关注。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观念的转变

　　“过去我们把社会管理重点放在城市，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矛盾比较多地集中在农村，如征地、拆迁以及民生等等问题，农村是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农村不仅是社会管理问题的重点，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

　　“社会管理的旧理念在某些方面还根深蒂固，影响着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副主任张穹说，“有的地方出现的社会矛盾，暴露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的理念还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现实，仍然守着旧理念，以官对民的强势心态来对待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仍然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忽视平等的对话协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勇则认为，要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民众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表达意见。要重视老百姓的合理诉求，不能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拆迁，本来100万元的房子，你给80万元就要拆，老百姓当然不答应。我们在工作中要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要让老百姓相信政府，先要让老百姓了解政府在做什么，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党的领导是关键的，政府负责，社会起协同作用，公众参与其中，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四个方面怎么协同需要研究。

　　畅通民情诉求，是化解矛盾的关键

　　矛盾随时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并适时加以解决。

　　“什么都不怕，就怕缺信息。”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认为，民意诉求渠道的疏通至关重要，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民生服务。他认为，让老百姓说理有地方，能够有效破解“闹访”、“缠访”等一系列难题。在采访过程中，张作理特别强调了调动全社会力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重要性。“石嘴山所有乡镇司法所，只要一个电话，就上门调解矛盾，提供法律援助。每个村都有一名调解员，努力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

　　张穹则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问题所在：“现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广泛的介入，不该管的也管，面太宽。政府成为面对社会诸多矛盾的主体，疲于应付。现在需要整合社会管理的各方面力量，解决体制中的问题，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多种渠道来化解矛盾，不要采取单一的信访、上访形式。”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与传统的信访、维稳综治和司法调解等事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不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该进一步发挥社工机构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把社会矛盾的处置关口前移。”

　　做好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

　　社会管理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在农村，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农民服务。

　　张作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政府要有服务意识，政府执政的资本是服务，政府与民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做到同位思考、同步感受，不能把自己和民众简单地放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位置上。服务到位，管理就好。政府要把管理创新落实到服务上，让老百姓看到服务就在身边，而不能只有‘管’没有‘理’。”

　　“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应该以服务来促进管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认为。

　　张勇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更加重视民生。“就业优先，老百姓有工作，有收入，才安居乐业。”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吕滨认为，乡镇政府真正转变观念、加强服务，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难题。“政府的考核目标、工作目标该改改了。乡镇政府盯着发展经济的任务、指标，往往忽视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低、福利少，也影响了乡镇工作的积极性和行政效能的提高。”

　　社会管理，必须尊重群众的智慧和创造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乡村社会管理，重点应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在农村，就是要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创造。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你走一走，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官员和老百姓能想到一块，官员提的东西恰好是老百姓感兴趣的。要是干部想的是一套，老百姓想的是另一套，资源整合和动员的能力就会不足。”景天魁提议，“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到基层去，下到农村去，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现在想干什么，愿意干什么，支持你干什么，你再干什么，不要盲目地去搞一些东西。”

　　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

　　“我们的切身体会是要重视群众，要发挥群众的力量。江西推行村民理事会，放手让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积极推进农村社会自治，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吕滨说。

　　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大有可为

　　除了依靠群众，农村的社会管理，还需要发挥基层组织的杠杆作用。这些年来，我国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对于农村的社会组织，李君如认为，要根据农民自己成熟的条件，由农民自愿结合，不能刻意去搞一个组织出来。

　　“农村的民主自治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当中，现在有的地方还有中间一个层次，农民因为比较散，在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委会之间还有一个户长会议，不少村民又在外面打工，开会到不了那么多人，就每家来一个代表，这种形式都在创造。”李君如也认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村民自己的成熟。

　　“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要着力改革基层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升服务水平；创新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促进社区自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吴桂英说，2008年以来，浙江率先全面实施农村社区建设，着力构筑公共服务基础平台，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组建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提供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和计生等配套服务。如今，农村社区不仅成为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平台，也成为民主民生互促的平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新格局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