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确保粮食安全

　　到2020年解决1亿进城农民落户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从确保粮食安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产品(000061,股吧)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全面系统部署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不出意外的话，这即是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作为中国2013年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4日在北京落幕。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了此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李克强则就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等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称，这几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大多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主持召开。今年的规格之高，足以看出新一届领导层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视程度。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从确保粮食安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全面系统部署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张元红称，过去的“一号文件”都有一个主题，今年讨论的“一号文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营体制、土地流转、城镇化等方方面面，新一届领导层在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内容已基本定下，现在更强调改革的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后公布的文件文风朴实，有很多大白话，比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等很有贴近性。

　　“饭碗主要装中国粮”：18亿亩耕地红线须坚守

　　不出意料，粮食安全被摆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首要位置。

　　郑风田指出，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线基本不变，都是围绕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展开，但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粮食安全的表述更直接、篇幅更大。

　　会议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会议重提18亿亩红线，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郑风田分析，整个农村的发展要点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调整是相关的。在倡导生态文明的前提下，粮食安全需要做到数量和质量并重。

　　会议还提出，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

　　“种粮是最不赚钱的行业，粮食主产区也是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粮价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很高，继续提高粮价的空间有限。”郑风田认为，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仍是一种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

　　张元红建议，除了依靠价格支持和各种补贴来推动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还应从土地流转机制上作出突破。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从产地抓农产品安全

　　与粮食安全相呼应，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同样受到高层瞩目。

　　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张元红指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这些年一直在提，“但没有这么高度地强调过”。

　　“食品安全社会影响非常大，整个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诉求也非常高，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对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很大。”张元红说。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此外，会议还特别提出，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张元红称，以前提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更多是放在质量监督环节，而在进入消费者之前的环节薄弱，此次会议及时提出从产地抓农产品安全，意味今后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将加强初级生产环节的治理监管。

　　继续求解“谁来种田”：构建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

　　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会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

　　继2013年“一号文件”后，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继续求解“谁来种田”。

　　此次会议提出，要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

　　郑风田说，针对谁来种地的问题，2013年“一号文件”专门提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但后来一些地方误解把新型经营主体当成基本的，把家庭承包制当成了次要的。

　　张元红亦指出， 2013年一号文件强调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后，各个地方都特别积极地推进土地流转，重视家庭农场和大户的培养。但有些地方出现土地流转非粮化，甚至出现土地流转非农化。这也是此次会议提出重视普通农户种地的重要原因。

　　郑风田认为，新型经营主体要根据各个地方具体情况去培育，不能人为地把农民土地都收走。新型经营主体应在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化程度高、有很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地区重点培育，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仍要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

　　在张元红看来，城镇化、工业化、土地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及时纠正过去过分强调培养农业种植大户这种情况。

　　面对这种新情况，会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首提城镇化三个“1亿”：1亿落户城镇“较保守”

　　2.6亿左右的农民工，谁先落户城市，此次会议也给出了部分答案。

　　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郑风田认为，1亿人口落户城镇，主要是指2.6亿农民工中的新生代跨省农民，这部分农民在城市有稳定工作，但没有城市福利保障。过去泛泛提实现2.6亿农民工的城市化，这次算是比较明确地提出哪些人先城市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三个“1亿”的目标主要是解决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用7年时间才解决1亿人口的户口问题，则“太过于保守”。

　　张元红认为，城镇化需要靠市场牵引、靠社会人口自然集聚形成，同时要尊重农民意愿，考虑城镇化的实际能力和动力。城镇化的发展应要有产业基础。

　　另外，会议还对农村“三留守”现象予以关注，要求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