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八连快”，标志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正值夏粮收获大忙时节。如果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夏粮将继续增产，并且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回望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增产”、“超越”不断成为粮食生产关键词。十年间，我国粮食生产不仅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八连增”，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历史奇迹，而且粮食产量首次站上11000亿斤新台阶，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看来，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八连快”，标志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在农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释放，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的背后，韩长赋表示，付出的努力极为艰辛，取得的成绩极为不易。

　　面对这份“极为不易”，怀着或可预期的粮食产量“九连增”期望，《瞭望》新闻周刊特别采访“三农”专家，深入解析梳理十年农业黄金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

　　十年铸就反哺农业大战略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对“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从2004年开始，连续九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初步形成了指导“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

　　首先，对我国农业发展重要性、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清醒认识。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主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此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并在此后几年连续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科学的步骤和策略，开创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在此基础上，中央清醒地看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局之际，党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此后一年的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加大对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对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作出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的判断，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强调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次，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始终重视农民增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三农”工作，更加重视粮食生产，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促进粮食生产恢复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

　　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国家先后实行了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补助等措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克服了极端天气灾害、耕地减少等不利因素，连续八年实现稳产增产。201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比2003年的8614亿斤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

　　不但粮食实现连续增产，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也得到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

　　农民收入也实现了大幅提高，连续迈上4000元、5000元台阶，年均增长8%以上，增速超过“七五”以来各个时期，增收幅度之大历史少有。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实际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

　　第三，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10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通过全面取消农业税，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等，初步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的基本框架。

　　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

　　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九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建立起了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及农业支持补贴制度。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统计数据显示，“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已经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统而观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突破1万亿元。

　　为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国家启动了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到2011年底，全国33631个乡镇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占总数的98%。有27个省份对1080个县实行财政直接管理，2.93万个乡镇实现了“乡财县管”。

　　在农村社会事业方面，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农村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这些重大政策标志着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

　　此外，2011年全面推开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央出台的又一项强农惠农富农制度创新，逐步构建了“农民筹资筹劳、政府财政奖补、社会捐赠赞助”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让农民参与城市化、分享城市化

　　农业农村工作不能就“农”说“农”，当我国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很多改革，如果不统筹城乡就无法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发展，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客观上形成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进程。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五个统筹”之首，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逐渐形成。

　　2003年，党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2004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问题。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直指“三农”问题的核心。

　　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根据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我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的判断，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体现了这一方向和目标，初步形成了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和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农村政策体系。

　　由于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却没能为农民真正转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明确要求“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提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是城市支持农村的中心任务。“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以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等等，连续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稳定，推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转型

　　从我国“三农”发展国情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深入发展，农产品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结构加快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耕地、水资源紧缺，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外流，农业时刻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

　　为此，中央提出，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中心目标，积极创新发展思路，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提高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的能力。

　　这其中，首当其冲，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提出科技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农业的根本出路和希望在科技。但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相比，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依然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依然不高，农技推广服务能力依然薄弱，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依然滞后。

　　为此，中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科技发展道路，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对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一靠政策。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要求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二靠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中央不断提高财政、基本建设和国债、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同时，加大金融支农力度，推进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三靠继续增加农民补贴。通过增加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完善补贴办法，完善农业补偿机制，建立与产量直接挂钩的奖励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农产品调控政策。

　　从中国农业发展历程来看，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改革，依然是重要课题。

　　农村经营体制方面，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也是最适合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央提出，改革土地制度既要考虑提高土地的要素利用效率，也要考虑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的土地权益。

　　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1年明晰产权任务基本完成。这项改革被称为是继实行“大包干”后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重大变革，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了林农的经营主体地位。全国2550多个林改县的农民林业收入占人均年收入比重由2009年的12.96%提高到2011年的20%以上。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2006年以前，农村综合改革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2006年1月，实行了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巩固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及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深层次问题，建立健全农民减负增收的长效机制。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紧接其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问题。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不断深入，截至2010年底，全国85%的乡镇进行了机构改革，促进了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从2003年开始，中央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引导各类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