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国家再次上调了2010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稳定了农民增产增收的预期，而此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纷纷出现“用工荒”也带动了企业薪资水平的提高。在国内经济向好回升的形势下，在“涨工资”和“提粮价”的双轮驱动下，农民增收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然而在农民收入连续6年增长6%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回升至3.33∶1也表明，“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在推进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农民增收的潜力在哪里？代表委员认为：要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农业、农村的产出，即做大分子；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农民，即缩小分母。

　　稳定增收，农业内部有潜力可挖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组数据引人关注：一是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一是农业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畜牧业收入比上年下降9.3%。一快一慢的对比之下，呈现出农业在农民增收中的尴尬地位：在5153元中，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9%，其中务农收入仍是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然而“种一年粮不如打一月工”，比较效益低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农民增收的后腿。

　　农民增收，农业内部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甘肃省武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尚勋武委员回答道：“中央已经发出了7个一号文件，办法都已经提出来了，关键在落实。”对“落实”二字，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李家村党支部书记傅锡和代表感触尤深。

　　“把绿色的优势保持住，就能把农产品的价格优势保持住，也就能把农民增收的优势保持住。”新疆和田地委书记程振山代表说，从2007年起和田地区开始构建包括劳动力转移、特色林果业、山药为主的特色种植、红柳大芸产业、设施农业、畜牧业和地毯编织业在内的农民收入新格局。“现在7种渠道已经形成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就可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007年，和田农民人均增收319元，达到1818元；2008年，增收408元，达到2226元；2009年，增长了441元，达到2667元。

　　麻阳县是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确定的山地综合开发试验区的柑橘开发县，农民90%的收入来自柑橘种植，然而近年来橘农却陷入了“两难”境地：好好管理果园，成本高，产量高，但销不出去收入还是会减少；不好好管理果园，成本低，产量也低，也卖不上价格。针对这一情况，“2008年，我提了关于扶持当地柑橘产业发展的建议。”傅锡和说，农业部的回复———规划柑橘优势产业带、支持柑橘苗圃基地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龙头产业项目都非常好，希望能抓紧抓实，落实到果园。

　　如何将增收的潜力变为动力？在四川省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代表看来，只有抓住农产品销售这个关键环节，才能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他分析说，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究其原因，一是信息不畅，销售盲目；二是营销不当，缺少营销渠道；三是单打独斗，缺乏有效组织。

　　“成立协会能抵御市场的一些风险。”安徽凤台县食用菌协会会长鲁中祝代表说，但因为季节性强，价格波动大，要从根本上化解市场风险，还需要从食用菌深加工和实现工厂化生产方面找出路。而“调结构”和“产业化”，也正是一号文件对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的要求。

　　“目前支持保护政策相对比较完善的粮食价格运行还算平稳，但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园艺产品价格波动剧烈，是农民收入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允许农产品价格逐步合理上升；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城镇低保水平联动机制；统筹考虑国内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针对不同品种制定不同的调控和支持政策；努力保持粮食类基础性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尽量减少大豆等贸易依存度高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积极探索鲜活农产品的有效调控办法。“政策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供给上。”钱克明总结道。

　　可是，如何走稳“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钢丝绳？九三学社在一份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调研报告中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政府的资金和体系，支持农民建立起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和一个可追溯的、严格分级的、注重产地品牌的农产品体系。“根据经验，一个主要代表一个产区或者一个大宗产品的协会，一年如果有2000万元的营销投入，连续3年就可以在全国建立起一体化供应链，并初步树立该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农产品市场营销专家樊旭兵说，“在重组产业链的过程中，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农产品，农民可以直接从生产和销售优质农产品中获益。”

　　加速增收转移就业亟待升级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农业生产资料太少了，仅靠土地，劳动力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尚勋武委员认为，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而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构成中，增长快的正好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2061元，同比增长11.2%。

　　“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劳动力转移贡献很大。”程振山代表说，“2009年，和田农民来自务工的收入是550元，增幅是39.31%。”从全国范围来看，上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为52.9%，比上年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劳动力转移，增加工资性收入，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尚勋武委员也注意到，在过去10年里，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与国家GDP的增长速度是不相适应的，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他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2009年，不少地方逐步将农民工纳入社保体系，政府的补贴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农民工的收入。

　　对于“用工荒”是农民工在“用脚维权”的说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其实是企业低层次用工状况下的‘用工荒’。”因此，虽然“用工荒”荒出了农民工工资15%~20%的增长，但也对“现代产业队伍主体”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产品要卖出去，一定要质量好，附加值高；劳动力要卖出去，一定要有技能，有竞争力。”在劳动转移问题上，葛红林代表提出了两个“高端”，即高端的就业和就业的高端。“同样是就业，医生的收入肯定比建筑工人高，同样是建筑工人，管理人员肯定比普通小工工资高，因此要增加非农收入，一定要在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过程中，把新一代劳动者的教育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重视义务教育，更要高度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后的职业教育。”

　　辽宁奥克集团总裁朱建民委员在肯定近几年农民工培训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培训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并不好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培训资源分散，缺乏就业指导”。他建议大力开展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建立较为完整的农民工培训质量评估信息系统，并在传统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基础之上，将相关政策法规、生活常识等公共知识纳入培训内容，增加心理辅导、观念和思维转变的培训，帮助农民工尽快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就在大多数代表委员将注意力转向“涨工资”和“竞争力”的同时，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带来了《关于对在全国建立建筑业、餐饮业农民工保障金制度立法的议案》，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维护农民工经济权”。

　　“一年多来，反映工资拖欠方面的问题最多。”朱雪芹调查发现，建筑业至今实施的仍是平时发生活费、年终统一结算的薪酬模式，一旦企业间层层转包、资金不到位，就会引发群体性的拖欠工资事件；餐饮业实行餐饮外包、个人承包等经营模式，承包者逃逸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相互推诿，使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这两个行业农民工流动率比较高，当农民工离开企业时，企业往往制造借口，导致农民工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此外，建筑发包方支付不到位或者经营亏损等客观因素，也使农民工工资得不到有效保障。为此，她建议：“推行保障金制度，从制度上将农民工欠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