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徐恒杰　陈克立　实习生杜美丽

　　嘉宾：韩义双（以下称为老韩）

　　嘉宾：韩信路（以下称为小韩）

　　嘉宾：郭长恩（以下称为郭师傅）

　　主持人：首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农民日报做客，咱们先从自己现在所从事的职业说起吧。几位先说说最近生意怎么样吧，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满意吗？

　　老韩：我们家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从学校刚出来，在家待着没事干，去年把他们打发出来了。小韩跟我是本家，他们在北京这边做这个生意，混得还不错，是他把两个孩子带出来的。现在兄妹两个一块儿干，起早贪黑挺累人的，而且摊位费还那么贵，生意也不好做，但总比在家务农强很多。

　　小韩：我一个月除去各种开销，跟爱人两个人能落上个两三千元。给别人干拿的是死工资，工作时间也受限制，自己干赚的虽有多有少，但时间不是那么死，积极性更高点。就是摊位太贵了，我那个摊位10平米不到，一个月要给市场交800元，加上租房、吃饭等各种花销一个月怎么也得2000元的支出。管市场的这些人真太黑了，刚开始干的时候才几块钱，后来涨到300，去年涨到500，现在都成800了，我们那个市场像我这样的摊位有好几百个，一个月那些人就能收几十万。反正这些人都跟政府有关系，也没人管，要多少我们也只能认。

　　郭师傅：我满意的是成本小，我们两个人一个月除去成本人均收入能过千元，但是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得起来准备，五点多就赶过来出摊了，一站就是大半天，太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下午两点多就收摊了，要不然真受不了。而且每天还要担心城管过来砸摊，我都已经被抄走3辆三轮车了。

　　主持人：的确挺辛苦，两位韩师傅有固定摊位还好点儿，那郭师傅有没有想过去租个摊位或者弄个店面？

　　郭师傅：按理说我们这样的街边小商贩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两位韩师傅所说的，租一个小摊位也挺贵的，更何况是一个店面呢，像我现在这样成本要低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这种生意其实赚的就是流动客人的钱，要租个固定的摊位就不会有那么多客人了。

　　小韩：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骑个三轮车到处转悠着卖的，现在摊位费那么高，光守着摊位根本挣不了几个钱。

　　主持人：那怎么不做流动生意了，为什么还是租了个摊位？小韩师傅还买了一辆面包车，生意肯定是比以前好多了吧？

　　小韩：流动着的生意不好做，太辛苦了，能有个固定的地方谁愿意成天跟城管较劲啊！而且关键是，有个固定的点就能找些饭店等长期客户给他们定期供货了，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去拉货，然后开着车到小区去零卖，到下午的时候再去给那些饭店送货。我现在开的这辆松花江面包车，就是去年三轮车被城管抄了以后才买的，现在贷款都基本要还完了。

　　主持人：根据你们的介绍，小韩是跟舅舅出来的，然后又把老韩的儿女带出来工作了，郭师傅是和老乡一起出来的，这么个带法下去，村里是不是都没年轻人了？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现在的农村就是个“三八五九六一部队”？现在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了，有没有想过将来回家乡发展？

　　老韩：我们村现在20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了。想靠种田发财致富真是太难了，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收入个四五百元就算丰收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的，可能就只够收点吃的。现在化肥，农药都猛涨价，加上浇水的花销，一亩地收不了几个钱。

　　小韩：我们那儿是山高皇帝远、没人管的地方。都说建设“新农村”，许多地方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村却特殊一点，这几年不仅没什么变化，好像比10年前还要倒退了。

　　老韩：村里从2003年开始修公路到现在只修了一条，据说今年能修好，谁知道呢！真不如10年前了，以前我们村还有个村办企业，80年代建的，2002年倒闭了。那是村主任牵头办的，真是给村里办了不少实事，打井、拉电、引自来水、修路都是那时候弄的。80年代发展最好的那个时候我们每年人均都能领到40块钱的分红，在那时候就算不少了。

　　小韩：我们村办企业办得最好的时候在全国有20多个办事处，我在天津打工的时候就是在办事处工作的，后来厂子倒闭了才来北京的。

　　说到回家乡发展，说实话如果在家能挣到钱，谁愿意出来受这份苦啊！我们村现在还有一些人做建筑保温材料的生意，都是从老厂子里面分出来的。要不是一些人乱搞，我们厂要发展到现在的话，村里绝不是现在那样。

　　主持人：听你这么说好像主要是村办企业管理上出现了问题。郭师傅呢，你们那儿有村办企业吗？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乡发展？

　　郭师傅：没有什么村办企业。我们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我自己的全给父母了，收多收少我也不管，全是他们的。来北京之前我主要靠做小买卖赚钱，在老家贩过菜、批发过水果，经常挨警察的罚，后来攒了点钱转行做了几年农机配件生意。前两年我哥哥出了车祸，花了十几万，我也不敢弄车了，就跑来北京卖起了状元饼。跟城管转圈圈转了这么久，也算是朋友了，生意比刚来的时候也好做点了，这活本钱小，只要多出点力就能赚钱。我打算继续做下去，等孩子都长大了，就回老家去。

　　主持人：我记得郭师傅说过城管挺黑的，而且你已经被抄过三辆车了，你说的城管朋友又是怎么一回事？

　　郭师傅：我摆摊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一片儿的城管基本上都认识，每个月给他们交上200块钱，他们过来检查的时候，作点信号，我们把车子推开，互相给个面子，能过去就过去了。要是新城管就比较麻烦，前段时间这边来了一个新的就把我的三轮给抄了。他们管我们是职责所在，毕竟我们是违法的嘛。他们要是管得松点我们还有口饭吃，要是紧了我们就真没法活了。虽然被抄了几辆车，但是我对现在的状况还比较满意，老天爷还是给我留了条活路啊。

　　主持人：就要过年了，几位师傅聊聊自己的愿望或者将来的打算吧。

　　小韩：北京的教育条件，交通什么的比老家要好多了，我希望能让孩子接受好点的教育，要是将来能在北京买房更好，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我那个市场就要拆了，过年之后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呢。新年希望自己能多赚点钱吧。

　　老韩：我也没什么希望，就是希望他们兄妹俩能多赚点钱，过两年儿子女儿就要结婚了，多赚点钱也好为以后打算。

　　郭师傅：我大儿子上初中了，在他们班学习挺好的。上次打电话我还跟他说，如果今年考试成绩理想，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现在学电脑挺热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对他们有没有用、好不好，先不考虑给他买电脑。他的学习机坏了，就给他带个好点的学习机吧。到2008年的时候，政府肯定要整顿我们这样的路边小摊，我也要考虑考虑换地方了。

　　结束语：三位在城里自谋生路的农民讲述的农产品市场管理、村办企业和街边摊贩与城管的“默契斗争”等现象，或许只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一面，但不管是市场管理的混乱、村办企业的缺陷和城市管理中灰色地带的既有现实，我们的相关部门都应当对此做出反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帮助农民走上稳定的致富之路，因为农民工的工作生存状况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是我们目前社会最应该加以关注和保障的部分。我们衷心希望这几位农民兄弟和所有农民工以及广大农民一样在猪年都能取得更好的收入，一年更比一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