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安徽农村改革势如破竹、热火朝天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于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中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封来信及编者按，对正在顺利发展中的安徽农村改革，是一个带有爆炸性的新闻。当时，一些地方正在召开动员春耕生产的三级干部会议，听到这条广播后，纷纷猜测有什么来头，顿时思想混乱了。

　　就在这干部群众焦急万分的关键时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于3月16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的第二天，来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古河区。他一下车，便处在愁眉苦脸的干部、群众包围之中，要他给拿主意。万里对这个场面也感到吃惊，他没有想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竟然造成如此严重的震动和后果。面对无所适从的干部和群众，他深沉地解释和劝慰说：那是一篇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报纸嘛，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看法，他反映的那些是支流，不是主流，我们不要受它影响，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万里从全椒到滁县、来安、天长、嘉山、定远等皖东六县，一路上做工作，稳定干部群众思想情绪。他一再说：责任制是省委决定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

　　万里的这些意见很快就传到了全省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听到万里这些话，十分高兴!他们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张浩来信是有其重要背景的。就在这封来信发表之前，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个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

　　座谈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多数人认为，包产到户否定了统一经营，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了安徽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自己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会后，国家农委负责人打电话问万里：“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说：“周曰礼同志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张浩来信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3月14日晚由中央一位主管农业的领导批给《人民日报》第二天见报的。

　　据《人民日报》内部刊物报道：张浩是河南省伊川县鸦岭公社黑羊大队人，在甘肃工作。他的哥哥在洛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嫂嫂在家参加劳动，常年欠生产队的款。春节前张浩回伊川探亲送孩子，正遇队上搞作业组建立责任制。他家人多劳力少。张浩和该队队长张振标是一起长大的，闲谈中张振标把搞责任制的一些情况和他谈了。他给《人民日报》写信，就是根据随便交谈中听到的那些情况写的。他把问题扩大为“洛阳地区不少社队”。《人民日报》收到后未经调查核实，便于3月15日突然发表了张浩的信，一时人们大为震惊。

　　张浩来信这场风波过去了，但是斗争并没就此结束。

　　1980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万里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口”。

　　在对包产到户看法不一、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省委表明的态度，正式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口，显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万里说，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也都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建立，到底建立哪种责任制合适？主要看增产是否显著，农民收入是否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是否增多，大多数群众是否欢迎。

　　万里还说，任何生产责任制，都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尽善尽美，都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提高。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正是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日至28日)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刚下达不久。这份文件中，仍然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公开承认“包产到户，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这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不少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依然固守陈旧观念，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讨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上的讲话精神，代表安徽省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发了言。周曰礼和陆子修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这次会议，除了少数省的代表和一些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围攻。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绝大部分表示要按现行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方的一边。

　　1月31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了会议情况，华国锋讲了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华国锋这番话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周曰礼等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此次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的问题。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可不传达。

　　就在这段时间，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一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

　　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据万里讲，那段时间里，邓小平多次讲过这些意见，是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对我国农村进行的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革，是个巨大支持!

　　芜湖会上批“单干风”

　　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我和吴象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来到了江淮地区的六安、肥西等县，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主要是包产到户问题，斗争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

　　有的领导主张立即制止包产到户，提出什么“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耐人寻味的是，广大农民却任凭你戴什么帽子，依然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越是要制止，他们就越是偷偷地搞。

　　4月23—26日，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三区(即：安徽省长江以南的芜湖、徽州、贵池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根据省委领导的意见，吴象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有的领导就针对《人民日报》4月9日刊登的我和吴象写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指责说：我们的一些农村干部很有经验，他们虽然讲不出多少道道来，但他们的嗅觉很灵敏，用鼻子一闻，就闻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和倾向性。春耕生产大忙期间发这么大块文章，啥意思？会上，一些领导对包产到户提出了异议和指责。他们说，中央两个农业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文件的核心，不能怀疑，不能动摇。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这是纪律。

　　有位领导说：我曾就包产到户问题征求过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他对我说，包产到户，第一，不是方向，意思是不要提倡；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比如偏僻山区，居住分散，贫困落后，长期吃返销粮，群众温饱没解决的地方，搞是可以的，但要有个“附注”，要把缺劳力的困难户安排好；第三，指导思想要明确，头脑要清醒。我同意他的见解，这合乎中央文件精神，也合乎实际情况。

　　他越讲越动感情，站起来走动着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也否定掉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道路。

　　这次会议之前，在蚌埠还开了个类似这次会议的北四区会议。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说，在这次会议上有的领导虽然没有像在芜湖会上那样公开地反对包产到户，但也已经开始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大帽子了。

　　那次会议之后，有人就提出这种风向突变，究竟说明什么？是什么原因？难怪我们一到安徽，有些人就询问中央对安徽省委农业会议的看法？有的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传说万里因为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犯了错误，可是真的？”

　　芜湖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一个腔调：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一些人有不同观点和意见，会上没有讲话，在私下交谈中，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些意见群众是不会听的。你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怎么能和老百姓想到一块儿。老百姓想的是要早点吃饱肚子，不怕摔跤子。而有些领导却宁可让农民饿着肚子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哪里还有什么群众观点!我们有些干部嘴里常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一切都是在为他们的“乌纱帽”服务。群众说他们是“上身穿袄，下身光屁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看来在这种能否维护群众利益的激烈斗争中，最能考验干部，识别干部。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从安徽回京之后(1980年5月)，我向万里作了一次安徽之行的汇报。他说，情况我大体上知道了。你们要尽快把这次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写出来，有针对性地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通过你们的小范围内部报道刊物，向中央领导反映。于是，我和吴象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写下了8篇共22000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5月27日至30日连续刊出。这组报道每天早晨即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时，万里还批给原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党组一份，要他们研究。这8篇内部报道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定；联系产量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否权宜之计。

　　1978、1979年安徽刚开始搞包产到户，有不少人包括某些中央高层领导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是突出的一个。他在搞向大队核算过渡，普及大寨县等“左”的一套时，安徽却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他要坚决反对。至于一些思想转不过来，抱怀疑态度的那就更多了。在省委第一书记中，表示支持的，广东的任仲夷是一个，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主要是这几个边远或贫困的省份。江、浙、鄂、赣、闽反对最坚决。江苏在与安徽交界地区用大喇叭广播，竖起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农口各部委一些领导按理说是比较了解农民的，可是他们有些人也站在反对的前列。

　　1980年5月31日，正当“要方向”的领导们大动干戈，讨伐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短短的几句话，既全面充分肯定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同时，也具体地肯定和支持了安徽。

　　接着，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两句话是很有针对性的。的确，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包产到户，关键是个“包”字，不牵涉到所有制的转移，是社员向生产队进行承包，生产队是发包方，是经济主体。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领导思想不解放。

　　在农村改革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这一篇讲话多么重要啊!这篇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这篇讲话，包产到户很有可能再次被打下去。实际上有的地方已经收了，已经出现了反复。难怪一些农民一听到这篇讲话，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欣喜若狂；有的流着眼泪说：“邓大人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万里的结论是：“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没有永远的先进典型

　　上世纪80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凤阳、滁县地区。万里多次对我说：要告诉小岗农民，带头搞了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要为此而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要看到“温饱容易、致富难”。希望他们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面。

　　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先进典型时，万里说：事物发展都是由点到面，不同时期、不同方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先进典型是走在前面的，起带头示范作用。

　　近年来，尽管安徽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和支持小岗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但在致富路上还是走得不快，甚至有些落后了。原因在哪里？据有关方面的领导反映：

　　一、确实有些不思进取，或者说有些满足了。小岗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解决了温饱，就不用再讨饭了，他们普遍感到很满足了。1984年冬天，我到小岗采访时，他们说，现在不仅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兴地说：“现在是天天过年。可不是嘛，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现在顿顿饭都是大米白面，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点儿。”还有的人自豪地说：“现在比过去地主的生活都强着咧!”“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好日子。”

　　二、受到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限制。1997年我两次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在村里碰到一个15岁的女孩子，顺便问了问她今天怎么没上学？读过几年书？她说：“没上过学，一年也没上过。”我问她：“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没钱读不起呢？”她回答说：“不是。读书有什么用？是我不想读书的。”旁边一位30多岁的妇女说：“念上个一两年，也和没念差不多。庄稼人靠劳动吃饭，读不读书没有多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委会副主任严宏昌跑凤阳、跑合肥，直到北京，到处问计求援。1994年春天，小岗村的干部看望当年支持他们搞改革的老省委书记万里。万里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当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

　　小岗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带头搞了包干到户，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了贡献，是他们的“无形资产”，所以，在致富方面，领导上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他们也曾多次找上级领导要钱。对此，万里认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术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赞成给钱、给物，在经济上“吃偏饭”，要强调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事实证明，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小岗要正确对待自己，在致富道路上扎扎实实做工作，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要搞形式主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严宏昌请万里题个字。万里予以坚决拒绝。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到小岗，看到的变化确实很大。人们不仅吃饱了，吃好了，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几处作纪念，早就踪影皆无了。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他们的经济发展很不适应、很不相称的事情：一是他们在村口盖了个牌楼，花了不少钱。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搭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吗？不仅影响村容，还可能有碍交通。”二是盖了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除了偶尔开会，长年空着，还得有人去管理。我对他们说：“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办些村办企业？”

　　(文中所述人物、事件等未经专门核实，文中观点尊重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