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山西，新农村建设正从认识层面转变为实际行动。各种生产要素在政府的调度下向农村集中的同时，伴随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在等待政府协调和解决。这是记者5月下旬在晋东南襄垣县采访的感受。

　　身在煤海烧不起煤，最有生态意义的沼气怎样才能快速发展？

　　“连城里干部都烧不起煤了，更别说农民。”襄垣县沼气技工陈宝宏对记者感叹道。襄垣县是全国重点产煤县之一，但谁也没有料到，煤价会涨到每吨300元，是5年前的9倍。尽管今年县政府给农民每人补助25元买煤钱，可无煤乡镇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烧不起煤的还是退回到了十几年前的生活状态，重新支起大锅烧柴草。记者了解到，不仅在襄垣，生活在煤海中的整个山西农村都因煤价上涨而正在寻求新的替代能源。

　　各类能源相比较，最适宜农村的还要数沼气。一个沼气池把农村庭院经济与居室卫生结合了起来，一年养猪、积肥、节煤总算账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沼气的好处早已公认，然而，推广却并不容易。襄垣县是山西省沼气建设先进县，从2001年起步，现已发展到6800户。目标是2万户，占总农户的40%。

　　正值壮年的陈宝宏是全县240余名沼气技工中的佼佼者。陈宝宏说，他正在自己家里做试验，用秸秆发酵制沼液，代替养猪，如果成功了就能让不愿养猪的农户加入到沼气用户里来。他说，沼气技工已经成了农村一项新工种，但是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沼气是“三分建设七分管护”，怕麻烦就不产气。他建议对沼气用户实行物业化管理，如果能解决管理费的问题，就能让每个技工都有事做，让每户的沼气池都有专业技工管理，发挥最大效能，也减轻了用户的劳动。陈宝宏对沼气发展前景很有信心，只要政府把工作再做细一点，实现新能源大规模进村入户的规划是不成问题的。

　　农民扩大了红薯种植规模，加工企业却没钱扩大加工能力。政府推出一矿带一企的“1＋1”政策，怎么落实？

　　侯堡镇东周村农民郝宝宏是全县5位农业产业化带头人之一。他和记者见面时一脸的疲倦，他说他们刚从山东济宁运回1700万株红薯苗，4天之内必须种完，他已经4天没睡好觉了。

　　郝宝宏是农村自由竞争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勇于创造生活的现代农民。4年前，他和同村11户农民成立东宝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种红薯加工粉条。郝宝宏把企业管理用于农业。在种植上，他从几省调种试验，还发明了高垄宽膜浅栽高产技术，平均亩产达3000公斤，比过去翻了一番；在组织形式上，他租回农民的地，再用雇佣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技术要求耕种；在机械化耕作上，他自己设计出栽种时需在田地里起地垄的起垄机，在县农机厂试制成功。通过几年的摸索，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去年达到800亩。他们加工的粉条销路极好，供不应求。

　　“我被逼上梁山了”郝宝宏既兴奋又抱怨。他说，没想到县里的胃口更大。今年县委、县政府把种红薯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调产项目之一，要求种植5000亩以上，县里给每亩地补助10元，同时要求他把加工能力扩大3倍，所需400万元的投资，让煤矿和农业龙头企业“1＋1”接对子。

　　在郝宝宏公司的办公室，他拿出一摞合同订单给记者看，他说他们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今年和6个乡镇40个村的672户农民签订了种植合同，种了6000多亩。加工设备已经选好，可行性报告早已作完，但是和煤矿的合作还没谈成，投资款还没着落。他着急上火睡不着觉。他必须赶在红薯成熟前完成加工厂改造，不然，按他的话说，他就“完了”。

　　记者听县里的干部们讲，“1＋1”政策没错，煤矿是对农业造成直接危害的企业，以煤助农是理所应当的事。煤矿对此不积极，原因是企业有自己的安排，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但全县5个被列入“1＋1”的农业龙头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各系统配给农村的电脑正快速下乡。要想让农民从信息化中得到实惠，该由谁来操作鼠标？

　　“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科技信息村村通工程”、“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网络化工程”、“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通过网络送信息下乡，让农民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他们最缺乏的资源，这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部门正在进行着的信息支农工作。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的注意：作为接收终端的电脑送到村里后，放在哪儿合适？放在村办公室？怕丢。放在支书、主任家，有多少人会主动去他们家里“共享”信息、文化？再有，这些设备的维护费和电费由谁来支付呢？多数单位只给设备，其余费用要村里自己出。几年前就已经实现远程教育的农村学校，真正用起这套设备的并不多，多半是在校长办公室里闲置着。究其原因，回答说既有与应试教育不同步的问题，也有怕弄坏、没钱付费、一台小电脑不够众多学生看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这不是单一现象，而是一个共性问题。记者在与襄垣县教育、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交谈时，他们有一个共识，认为通过虚拟平台向农村传播信息最经济，但是，农村同时需要一个“真实”的平台———一个具体的场所，一个电脑操作员，有支付工资、维修、软件、电费的资金来源。比如，能否利用农村学校的场所和教师来管理这些设备，经过下载、编辑，白天教育孩子，晚上传播成人，让各类硬件和软件资源在村一级形成“共享”。总之，必须帮助农村有效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