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部司局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点工作扎实推进，共有145位机关、事业单位司局级领导干部深入到各自基层联系点进行认真调研、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取得明显效果。根据韩部长指示要求，我们从各单位推荐的2014年司局级领导干部赴基层联系点调研报告中遴选了9篇予以刊登，供大家学习借鉴。

赴基层联系点河北省肃宁县达字房村调研报告

办公厅巡视员、副主任陶怀颖

　　根据《关于做好2014年司局级领导干部联系基层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8月27日至29日，我与办公厅几位年轻同志一起，到河北省肃宁县达字房村驻村调研，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座谈，深入了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情况，共谋发展农业产业、建设美好家园的思路办法。此外，还实地考察了肃宁县绿苑蔬菜经济联合社、益源种植专业合作社、顺鑫农业鹏程小店养殖场、春意秸秆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农民专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三天调研，时间不长，但行程紧凑，收获很大。结合调研情况，初步梳理出了当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关注的七个问题。

　　一、发展壮大农业产业靠技术更要靠市场。达字房村位于肃宁县城以东15公里，全村375户，总人口1573人，耕地2142亩，发展水平居全县中下游。近几年，村里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和特色养殖，农业产业初具规模，农民增收步伐加快。在座谈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种养规模上来了之后，如何有效对接市场的问题。村民张继革流转了50多亩地种植蔬菜，一年出一季西红柿一季茄子，每年能有40万元左右收益。他对我们说，目前达字房村种植的蔬菜都是大路货，平时靠菜贩子收购，年景不好的时候菜卖不出去，损失很大，希望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村支书任占生告诉我们，村里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目前正在积极对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争取成为新发地市场的蔬菜生产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连片种植设施蔬菜，实现全村蔬菜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销售定点化。我们感到，市场对农业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产地农产品市场、市场信息服务的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农市对接”，把小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市场增值收益。

　　二、合作社办出特色才能闯出新路。近年来，肃宁县在全县推行“四个覆盖”，有一条就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就是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把一家一户的农户组织起来，发展农村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增收。达字房村兴宁蛋鸡养殖合作社养殖了12万只蛋鸡，依靠优良的品种与可靠的品质，与金麦郎、百年栗园等企业建立了稳定的营销关系，一年能实现500多万的收入，同时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社员，年返利300多万元。益源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生产黑花生、黑（绿）小麦面粉、黑芝麻油（酱）等特色粮油产品，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常年租有两间店面，在京东网上商城也设有网店，创立的品牌已经小有名气，年销售收入超过3000万元。这些合作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从而打响了品牌，赢得了市场。我们感到，农民合作社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走向大市场、实现规模经营，必将成为今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应进一步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和引导力度，一方面要出台文件规范发展，降低风险；另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各展所长、办出特色，成为带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排头兵。

　　三、农民盼土地流转吃上“定心丸”。近年来，肃宁县土地流转步伐不断加快，农民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设施农业发展很快。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户对土地流转还存有疑虑，害怕流转出去后土地收不回来，即使随意种点作物也不愿意流转；还有一些种养大户前期流转的土地即将到期，已有的设施面临报废的风险，他们普遍希望签订长期流转合同，确保获得稳定的收益。我们感到，针对这些情况，应进一步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进度，推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一方面保障承包农户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获得经营权的主体有稳定的收益预期，让双方都吃上“定心丸”。

　　四、破解“谁来种地”问题必须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达字房村座谈时，我们发现到场的村民都是老年人，年龄最小的56岁，最大的82岁。村民们向我们反映，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一些已经在城里定居，留在农村种地的基本是老人了。72岁的左金贞说，我们现在是“活着干，死了算”，能种一天是一天，干不动了就把土地流转出去。还有村民表示，与打工相比，干农业既累又脏、回报既慢又低，年轻人都不想干不愿干。这个问题在各地农村都普遍存在，随着老一代传统农民逐渐减少，破解“谁来种地”问题，关键还是要培育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完善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让从事农业的农民得到与城镇职工相当的收入，让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民”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

　　五、农业保险政府买单农民受益。在座谈中，许多村民反映，农业生产最怕天灾，一遇到大的灾害，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建议，尽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帮助解决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肃宁县农业局局长靳宝全向我们介绍，今年准备在全县范围推行政策性种植业保险，财政拿出204万元，为29万亩小麦和32万亩玉米投保，实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广覆盖”，让农民放心种粮。但靳局长也向我们反映，目前国家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的品种品种少，理赔难度大，很难满足农民需求。为此，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抵押物种类，简化理赔程序，创新保险产品，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六、改善农村环境需要多措并举。在尚村镇何庄村，我们看到，何庄村与周边五个村开展了“六村联创”行动，通过综合整治，打通了连接六个村庄的路网，并实行“基础设施联建、平安建设联防、矛盾纠纷联调、群众文化联谊”，六个村联合组织了联防队、聘请了保洁员，设立活动场、垃圾站等公益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但走访中我们也发现，村口的一条小河边堆满了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周边养殖场排出的粪污淤积在河道中，对农村环境影响很大。缩小城乡差距，最直观的就是改善人居环境，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下决心解决好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秸秆、地膜、重金属污染等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把广袤的农村建设成为“美丽乡村”。

　　七、农业企业呼吁设立行业准入。在走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时，许多企业负责人都建议建立行业准入、规范行业发展。在顺鑫农业鹏程小店养殖场，他们反映我国生猪养殖进入门槛较低，行情好时各种资本一拥而上来养猪，行情差时又着急退出，人为地导致了猪价剧烈波动，形成了无法破解的“猪周期”，损害了产业利益。华斯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特种动物养殖和裘皮制衣的上市公司，企业负责人向我们反映，目前我国特种动物养殖领域还比较混乱，一些企业为了缩短毛皮动物出栏时间，大量使用生长激素，生产出的劣质毛皮严重扰乱了市场。他们建议，国家应该设立农业行业准入门槛，让具备资质、遵守规范的企业有序进入到行业之中，大力发展行业协会等组织，这样才能使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这次已经是我第四次到基层联系点调研，一到村里，就能感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情。达字房村支书任占生告诉我们：“早上我把农业部调研组来的消息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告诉大家，让在家的村民到村部参加座谈会，结果一下来了几十个人，可见你们受欢迎的程度。”座谈中，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调研组帮助协调的自来水已经接通入户，村民吃水难问题圆满解决了；村村通道路硬化工程已经启动，年底全村都能铺上水泥路了；农村新能源路灯的项目也已经下达，明年全村道路都能亮起来了。村民黄庆申对我们说：“你们一点都不像当官的，对俺们这么好，给村里办了那么多事，俺们打心里把你们当亲人。”当天晚上，我们还到村头的文化广场，和村民们一同跳起了广场舞，置身其中地感受了农村生活的和谐快乐。我们感到，只要真正扑下身子、深入群众，我们就能听到实情、收获感情，就能做到“从村头到笔头，提建议有准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基层联系点调研，帮助基层和农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听取他们对“三农”发展的政策建议。同时，把基层联系点作为锻炼年轻干部的平台，让他们在基层一线丰富阅历、增长才干，早日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坚力量。

农地确权的法律问题

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巡视员李生

　　11月18日，我到基层联系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李俊镇团结村，就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进行了调研，围绕确权登记颁证中遇到的问题、处理的措施以及涉及的政策法律等方面，与干部群众一道交流探讨。总的感觉，农地确权事关重大、矛盾复杂，必须对制度的顶层设计予以充分重视。

　　一、确权登记的法律效力

　　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自2012年在平罗县、利通区开始试点，2013年全区百村试点，今年已经普遍推开。永宁县今年4月份启动确权登记工作，涉及到6个乡镇60个村606个村民小组的47139户家庭，土地面积44.5万亩。目前，全县已经基本完成农户指界工作，进入第一轮公示阶段，团结村等7个村进展稍快，已准备进行二轮公示。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作为农村改革的重大任务，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农民群众是怎么看的呢，“非常必要、热烈欢迎”，还是“劳民伤财、完全没必要”，抑或“激化矛盾、引发冲突”？调研中两位村民的话，反映了大部分农民群众的心态。“不管咋说，国家给确权，农民手里就抓了一个东西，不论啥时候，都是一个东西”，“农民不重视地是不可能的，老年人感情深，年轻人也关心，那是一笔财”。村民的话是朴素的，他们虽然可能不清楚“物权、财产权”等专业词语，也不理解“三权分离、四化同步”等大道理，但他们对土地、对权利的认知，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土地确权，农民群众总体上是认可的，他们是被动的，但也是积极的；他们自身土地权利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对国家也报着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始终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主线，是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主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必须全力推进、抓紧抓实。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属于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该登记属于行政确认性质，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为巩固确权登记成果，体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治保护，有必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效力，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完成后，改目前的“合同生效主义”为“登记生效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登记时生效，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二、农地登记的特殊性

　　农村承包地是典型的不动产，也是一种特殊的不动产。按照《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我国农村土地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承包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为家庭而非个人。此外，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大多数村组采取了好坏、远近搭配的分地方式，承包地十分细碎，平均每户农民五到六块地，多的达几十块甚至上百块。李俊镇有124个生产队，田块数达到55186个，每个自然村445块地。团结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户有十几块地很正常，最多的有36块地，虽然县乡农业部门一直都鼓励土地互换，但也仅仅是解决了极小部分问题，承包地细碎化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农村承包地的法律性质和现实状况，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必须以农户家庭为登记单元，而不能不加区分与其他不动产登记采用同样的制度设计，以宗地为登记单元。设想一下，如果确权登记后，农户手里一下子有了几十本证书，这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会对农民保管和使用证书带来麻烦，令其无所适从，同时对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也是极大不便。目前，《不动产登记条例》立法工作正加快推进，国务院法制办2014年8月15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不动产单元具有惟一编码”。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没有考虑到农村现实状况和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实际做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商榷。建议在不动产登记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的同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进行特殊规定，明确“家庭承包耕地、草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以承包农户家庭为不动产登记单元”。

　　三、确权登记中的矛盾处理

　　农村土地经过30多年的承包经营，积攒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大多是历史形成的，此次确权登记不可避免要面对大量复杂的矛盾纠纷。对此，宁夏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一是制定了《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有关问题政策解答》和《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有关资料汇编》，以规则完备保证工作开展。二是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流程图》，坚持“九步工作法”，在全区做到技术细则、信息平台、航拍影像、证书样式、档案管理的“五统一”，以程序规范保证工作效果。永宁县按照自治区的要求，遵循“依法规范，民主协商，公开公正，因地制宜”的原则，又对29个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调研中发现，确权登记过程中，诸如名字写错了、田埂大了、两家地画在一起了、要求分家分户了等等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核实更正后直接在图上或者电脑里修改就可以。而较为突出、比较难办的问题有三个：多出来的地怎么办？沟渠路占用差出来的地怎么办？存在权属争议的地怎么办？

　　实测面积大于合同面积在全国算是普遍现象，据永宁县农业部门估算，全县大概超过了20%，对于多出的面积，永宁县的做法是：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依据实际耕种面积登记，同时对溢出的面积做备注登记。对于自行开垦的，则以二轮承包时间为界，二轮承包前已经形成事实开垦的土地，予以登记；二轮承包后自行开垦的，农户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确定承包期限和承包费后，可予以登记。我们认为，多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等级差异折算、宽松丈量、拱地头、小开荒等），各地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永宁县的做法既尊重历史也照顾现实，应当予以肯定，对其他地方而言也应当允许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对策。要注意的是，必须坚持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不能增加农民负担，不能损害农民的承包权。比如，要合理确定自行开垦土地的承包费，防止集体滥权收费。

　　田间路、沟渠等公共设施在建设时，占用了农户的耕地，一亩地大概占了1-2分，当时集体并没有补地，现在确权登记，农民就“不愿吃这个亏”。永宁县对此也是采取了据实登记的原则，即根据现在实际耕种面积进行登记，大部分群众也同意这么做。区、县农业干部解释说，宁夏属于灌区，不能没有沟渠，虽然占了一些地，数量上亏了，但却有助于提升地力，土地质量提高了，总体是公平的。对于农民群众不同意见的，有的地方采用了人均均摊的办法，县、乡引导集体制定村民决议，实在形不成决议的就搁置确权登记。我们认为，沟渠、道路等附属设施，解决了行路难、浇灌难等问题，对集体整体是个好事，但好事也要办好，毕竟个别农户权益事实上是损失了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建设施工前，现在解决应当遵循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永宁县发挥政府部门引导作用，由村民民主协商最后形成村民决议的办法，是可行的。但如果村民不能一致认可，也不能久拖不决，可以在全县范围内出台统一政策，通过划定时间段、分门别类界定沟路渠等设施、明确具体补偿标准等措施，让集体在确权前把需要补偿的地预留出来。

　　权属争议纠纷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团结村有这样一个案例：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私下转让给了集体以外的人，现在要求确权登记到自己名下，受让方不同意，双方诉诸于法院，法院作出了受让方拥有该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判决，但由于受让方的非集体成员身份不符合确权登记条件，县政府并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去确权，最后还是将地确权给了承包方。该案例只是承包地流转的一种情形，即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给非集体成员又主张登记的，实践中还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给非集体成员但不主张登记的，二是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给本集体成员又主张登记的，三是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给本集体成员但不主张登记的。对这些问题，永宁县的解决办法是：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原承包户主张登记的，登记给原承包户；不主张登记的，受让方是集体成员的，登记到受让方，受让方不是集体成员的，须经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方可登记。我们认为，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的问题十分复杂，但必须确立的一个前提是，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地不得买卖，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要经过发包方同意并重新确立发包关系。所以，承包户私下转让土地的行为是无效的，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前述案例中法院的判决也是存在问题的。据此，行政机关开展确权登记工作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办理，坚持有户、有地两大标准，司法判决同样也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否则会导致不必要的混乱。至于因确权登记引发承包户和受让方之间的争议，属于合同纠纷，应由当事人通过协商、仲裁、民事诉讼等途径来解决，不应牵涉到确权登记中来。

　　四、确权登记后的人地矛盾

　　团结村有2384人，2900亩地，人均仅1.2亩，但户与户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我们在公示表上看到，3人的一户，有承包地19.37亩，另一户6人，承包地只有4.65亩。村支部书记说，这些年也有地少的年轻人要求调地的，但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摆在那，调地要求也就提提而已了。团结村的人地现状是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从有关调查看，还有一些以农为主的村庄，仍在按照“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模式对承包地进行调整，这种做法尽管得到了多数集体成员的支持，但负面作用很多，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人口转移，特别是频繁调整土地使土地承包关系难以保持稳定，与长久不变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也使正在开展的土地确权工作失去了意义。

　　应当看到，我国农村土地在发包当初实行的是“按人分地、按户承包”，每户和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利及其起点是平等的，此后因人口增减而出现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只是家庭内部人均土地份额的变化，不能就此要求将其他家庭的地拿来重分。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集体成员有权依法承包土地，但法律上强调的权利并不是要求结果公平，而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不断调整土地只是“表面上的公平”。只有起点公平，才能长久不变。要实现长久不变，必须坚持起点公平，也只能做到起点公平。

　　土地调整与长久不变是不兼容的，人地矛盾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存在，且随着土地价值的增长，不少“无地”农民还会有调整土地的愿望。为此，需要在法律制度上打消、改变一部分人的调地观念，在二轮承包到期后以顺延为主，只允许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在民主协商、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个别农户之间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此后一律不再搞重新发包、不再调整承包地。在立法上，一是集体发包权作为承包经营权的权源，可以继续在法律上保留，但要规定集体不再行使。二是为不留尾巴，虽然现行法律对集体的调地权已经从条件和程序等方面作了严格限制，但还是要彻底取消。对部分农户存在的人多地少问题特别是因少地甚至无地致贫问题，也应重视解决，但要在地外做文章，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解决，根本还在于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农村发展来解决，而不能再把耕地作为福利进行安排。

　　五、确权登记后的农户退出

　　构建有效的农地退出机制，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农地确权登记和长久不变的制度变革，更是对农地退出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近年来，宁夏已在平罗等地探索农地退出的途径和办法，取得了积极成效和有益经验，由于永宁县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尚未完成，此次调研较少涉及农地退出问题，但该问题确是必须予以重视的。

　　确权登记进一步强化了农民承包地的保护，但如果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永远都保留承包地，也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必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创造条件引导和激励农民有序退出承包地。要坚持农民自主自愿原则，允许农民带地进城，不能搞行政强制命令，不能将农民的户籍与合法财产权进行捆绑，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要实行市场化有偿退地，首先在法律制度上明确规定实行承包地的有偿退出，增强农户退地意愿，使进城落户农民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建立政府引导、退出有偿、市场运行、价格合理的退出机制，以市场化的办法，通过经济激励，探索多种退出路径。各级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比如可以设立专项资金、进行补偿补贴、贷款贴息等，合理引导农民退出承包地。

如何发挥工商资本引领现代农业的示范作用

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

　　工商资本近年来进入农业势头很猛，社会关注。应该鼓励和支持什么样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如何发挥工商资本在现代农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此，近期我们赴成都市蒲江县，对联想佳沃发展猕猴桃产业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走访了猕猴桃种植基地，召开了由联想佳沃相关管理人员、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负责人、农户以及当地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与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猕猴桃产业化经营的多元模式探索

　　中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拥有2800多年的种植历史，也是目前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种植面积占世界的近50%，但由于品种落后、技术水平较低，产量只占20%，产值甚至不足10%。而新西兰以占世界10%的种植面积，产出近20%的猕猴桃，实现了40%的产值。中新公司（后被联想佳沃集团收购）从巨大的差距中发现了猕猴桃产业在我国的广阔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于2005年在蒲江县投资发展猕猴桃产业。2013年3月，联想佳沃对中新公司进行全资收购，引入更先进的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对原有的猕猴桃种植方式进行更新调整，探索了猕猴桃产业化经营的多种模式。

　　（一）自建基地模式

　　联想佳沃直接流入土地，投资建设标准化基地，雇佣农户进行管理的经营模式。目前佳沃在蒲江自建基地约1万亩，分为4个大区，采取四级管理体系——大区经理管理2000-3000亩，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及种植生产任务，监督技术标准方案完成情况，审核片区生产费用及资金预算；片区主管管理1000亩，负责制定生产工作计划和资金物资需求计划，全面指挥、监督、协调、落实本片区的工作任务并控制生产成本；技术员管理200亩，负责按照生产任务要点，培训并组织承包农户进行田间生产，为承包农户示范各项农事操作活动，记录物资使用、用工和园区植株异常情况；承包农户管理20-30亩，按照技术员的要求，对种植基地进行栽种、除草、套袋、施肥、打药等日常田间管理。承包农户收入由基本管理费（除草、除虫、施肥等基础管护）、特管费（套袋、采果等工作量大的管护，按件计酬）和奖励（按树体长势、商品果量及比例计酬）构成。我们调查的陈华承包了25亩猕猴桃种植基地，由夫妻俩共同进行管理。去年共产出商品果5.5万斤，销售收入近90万元。联想佳沃支付给陈华夫妇的管理费约4万元，商品果奖金（400元/吨）约1.1万元。扣除8500元/亩的生产基地投入成本和1万元/吨左右的猕猴桃包装物流费用，公司获得利润约36万元。这种模式下，农户每年获得的亩均纯收入约0.2万元，联想佳沃约为1.44万元。

　　（二）连锁种植模式（龙头企业带家庭农场）

　　联想佳沃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签订授权种植收购协议，带动规模农户开展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实行品控监管、统一收购鲜果；规模农户自行流转土地并按操作规范进行种植。从去年开始摸索连锁种植带动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今年与77个规模种植户签约，种植面积达3100余亩。我们调查的张先海一家种植30亩猕猴桃（含流转21亩土地），与联想佳沃开展连锁种植合作。按协议，张先海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土壤改良、树苗栽种等前期投资,每亩投资约1万元。联想佳沃每月向张先海提供农事管理技术方案（含农资清单），要求他每月如实记录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农资等情况，并向公司提供已使用农资的包装，公司将收集信息定期录入电脑，并据此追踪果品质量、推测果品产量。联想佳沃统一收购农残标准、果实外形、含糖量等方面合规的鲜果，双方承诺违约者每亩支付500元违约金。去年，张先海30亩基地中，有8.8亩进入产果期，商品果产量超过11吨，联想佳沃以8元/斤（高于市场价格1.2元/斤左右）收购，扣除成本5.2万元（6000元/亩*8.8亩），张先海纯收入约13万元；联想佳沃以15-16元/斤的价格销售，扣除冷藏包装成本约1万元/吨，获得利润4.5万元左右。这种模式下，农户每年获得的亩均纯收入约为1.4万元，联想佳沃约为0.5万元。

　　（三）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模式

　　联想佳沃与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小散农户抱团发展，共同与公司开展连锁种植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这种模式约1200亩。由于连锁种植模式对农户规模要求较高，平均规模50亩左右，而蒲江县大部分农户种植规模不足10亩，远达不到联想佳沃的要求。为此，当地政府推动组织成立了多个农民合作社，引导农户联合发展，与联想佳沃进行种植合作。公司对合作社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检查种植农户投入品的使用和记录情况。合作社根据公司的农资目录，专门与农资经销商合作进行统一采购，按照采购价提供给种植农户，降低了农民的投入成本。针对小规模农户数量较多、难以有效培训监管的问题，合作社安排专人对农户的农事操作、投入品使用等情况进行培训和监督检查，并将结果反馈联想佳沃。我们调查的吕大昌是庙峰金娥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他自己有10亩承包地种植猕猴桃，并与同村农户联合组成60亩规模的基地，与联想佳沃开展种植合作。2013年，他种植商品果产量约1.2吨/亩，联想佳沃以8元/斤左右的价格全部收购，扣除5000元/亩的生产成本，纯收入约为14万元。这种模式下，农户每年获得的亩均纯收入约为1.4万元，联想佳沃约为0.5万元。

　　（四）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模式

　　这是没有联想佳沃参与，由合作社直接与农户合作，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猕猴桃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我们调查的李志强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40亩，由于他多年从事水果种植与销售，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销售渠道，并拥有单独的猕猴桃品牌。李志强认为自己猕猴桃种植水平高、产品品质好，“皇帝女儿不愁嫁”，没必要也不愿意接受联想佳沃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去年，他又牵头成立了民兴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根据与果品经销商订单需求量确定合作社大体规模，目前发展100多个小规模农户为社员，种植规模从3-5亩到100亩不等。合作社统一制定猕猴桃生产标准，为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并与农资供应商合作，采取团购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农资，价格低于市价20%左右。果实采摘后，合作社统一收购农户的猕猴桃并对外销售，收入扣除运输成本后，提取30%为公积金、公益金、风险金，30%为销售费用，剩余的盈余按照交易量向社员分红返利。去年，社员亩均产量为1.5吨，按6.7元/斤收购，扣除亩均投入6000元，农户亩均纯收入约为1.4万元，合作社约为0.06万元。

　　二、不同经营模式各有所长

　　在调研中，我们与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了深入交流，发现不同经营模式各有所长，都是经营主体的理性选择，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基地投入、生产成本、管理水平、经营收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不同发展模式各自的优势及其适用性。

　　（一）基地投入和经营成本方面

　　金艳猕猴桃是多年生高端水果，从苗木嫁接到挂果需3年，生产投入包括基地建设投入和日常经营成本。基地建设投入主要指挂果前3年的一次性基地建设费用。联想佳沃自建基地主要包括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土壤改良、物联网设施、喷灌滴管设施、技术研发和工程中心等方面的投资，亩均近3万元；一般农户主要包括苗木嫁接、架桩、挖地改土等费用，亩均1-1.2万元。两者比较，联想佳沃投入水平和生产基地质量远高于农户种植模式，为提高品质、打造品牌、拓展高端市场创造了基础。

　　日常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流转金、劳动力工资和农药化肥等农资投入。联想佳沃自建基地的土地全部来自于流转，劳动力全部雇用，还要包含技术、品控人员费用以及融资成本，经营成本最高，亩均达8500元。而小规模农户利用自家承包地种植猕猴桃，实施家庭经营，没有土地租金和劳动力工资支出，生产成本最低，亩均4000元。家庭农场根据租地规模和临时用工量不同，亩均成本5000-6000元。

　　资金压力看，联想佳沃生产规模大，亩均投入和亩均日常经营成本最高。公司在猕猴桃挂果前3年需投入约2.5亿元，每年还要支付生产成本近7000万元，资金需求量最大。但联想佳沃实力强、信誉度高，比较容易获得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规模种植户种植30亩左右，前3年需一次性投入建设资金30多万元，以后每年还要投入经营成本18万元左右，规模种植农户普遍感到资金压力比较大。小规模农户种植3-5亩地，前3年一次性投入3-5万元，每年经营成本2万元左右，资金压力相对较小。联想佳沃雇佣的承包户不需要承担生产基地的前期投入和经营成本投入，没有任何资金压力。

　　（二）管理水平和品质控制方面

　　从全产业链管控看，联想集团在IT领域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管理理念和经验，打造了优秀的管理团队，这种管理经验直接用于指导猕猴桃全产业链发展，为此公司设立了品控部、技术部、种植拓展部、工程中心等多个部门，加强对种植基地和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技术研发和管理控制，管理体系科学完整，对产业链的管控能力更强。与合作社相比产品销价更高、销期更长。

　　从种植环节生产者激励看，除公司自建基地模式外，其他经营方式都离不开农户自觉行为。普遍看农户在承包或流转土地上经营，对生产基地的管理更加精细化、主动性更强，对生产者激励效果更加明显。公司自建基地工作的农户缺乏“主人翁”意识，难免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为增强生产者责任心，联想佳沃计划探索“虚拟股份”模式，给予种植农户一部分只有分红权的股份，根据地力、树势双方约定比例进行分红。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看，联想佳沃在自建基地内能够确保农药、有机肥等投入品的质量，直接管理和控制农户的劳动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能力最强。连锁种植、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等三种模式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管控能力依次递减。

　　（三）收益分配方面

　　根据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对联想佳沃带动猕猴桃产业化经营发展不同模式的收益分配情况进行了初步测算（见表）。

表：不同种植模式收益分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自建基地模式		连锁种植模式		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模式		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模式
		公司	农户	公司	农户	公司	农户	合作社	农户
平均规模	亩	25		30		10		10
商品果产量	斤/亩	2200		2500		2400		3000
亩均收入	万元	3.6	0.2	1.75	2	1.75	1.92	0.06	2.01
亩均成本	万元	2.16	0	1.25	0.6	1.25	0.5	0	0.6
亩均纯收益	万元	1.44	0.2	0.5	1.4	0.5	1.42	0.06	1.41
亩均总收益	万元	1.64		1.9		1.92		1.47
注：1、合作社对商品果标准和要求略低于联想佳沃，带动农户生产的商品果率相对较高。在总产量相近的情况下，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模式的商品果亩产量更高。 2、联想佳沃销售猕猴桃经过冷藏气调、包装营销等环节，单价可达到15-16元；而合作社直接向市场销售的猕猴桃鲜果单价仅为7-8元。

　　可以看到，自建基地、连锁种植、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3种模式的亩均收入和亩均纯收益（农户、公司收益之和）均高于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模式。主要是由于联想佳沃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后端冷链流通销售环节也能获得较高利润，提高了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总体收益。比较而言自建基地成本高，而连锁种植、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模式所获得的亩均纯收益最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效果好。

　　按照投入回报、风险收益均衡原则，投入与回报、收益与风险价值都具有对称性，投入越低、风险越小，收益越低；投入越高、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在自建基地模式下，联想佳沃承担了种植基地的全部生产投入和经营风险，由此获得猕猴桃种植环节的收益和利润，农户仅赚取企业支付的工资，收入比较固定但相对较低。后三种模式农户需要前期对种植基地进行投入，可以获得猕猴桃种植利润，收入较高但需要承担一定风险。

　　根据比较我们发现，种植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在猕猴桃产业链不同环节，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定位。种植农户对种植基地的管护更加精细，而且不需要长期雇工，劳动力成本较低；家庭农场规模比较大，在与公司的合作中能够有效降低组织成本和沟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经营者普遍具有水果种植经验，技术优势比较明显。比普通农户更加规范，信誉度更高，容易被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接受。农民合作社技术实力较强，能够帮助企业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还可以引导普通农户相互结合，发挥规模效应。龙头企业经济实力较强，对生产基地建设投入力度较大，对高素质产业技术人才有较强的吸引力，有能力拓展到采后储藏加工方面，推动猕猴桃全产业链发展。

　　三、不同经营主体的诉求与建议

　　在调研中，农户、龙头企业和地方政府向我们反映了在产业发展中的困惑，希望能够获得相应的支持。

　　（一）农户的期盼

　　农户们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只有联想佳沃不断发展壮大，才能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带动农户就业增收。农户们都比较担心由于种植管理技术不到位，影响猕猴桃品质、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对产业发展和自己收入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他们一是希望联想佳沃能够凭借其全球化布局、专利品种控制权和市场影响力，在产品上市2个月前发布指导价格，规范并统一市场定价，引领市场走向，确保农户利益。二是希望公司及合作社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基地的种植管理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希望政府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给予资金支持和贷款担保，解决前期投入大和收购资金短缺的难题。四是希望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额，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偿。

　　（二）企业的期待

　　联想佳沃认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重大，公司力量比较单薄。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为公司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一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力度，加强对农资供应商的监管，加强对质量安全违法事件的督察惩处力度。二是希望政府加大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民合作社发挥联结与纽带的作用，带动农户联合与企业开展合作，降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组织与沟通成本。

　　（三）政府的期望

　　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蒲江地区的猕猴桃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但主要依靠鲜果销售，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制约了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是希望联想佳沃加强猕猴桃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通过冷藏气调，延长猕猴桃的销售期，提高产品价值，带动农民增收。二是希望联想佳沃建设精深加工项目，对外观不符合商品果标准的残次果进行加工转化，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猕猴桃产品附加值，实现资源充分利用，将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本地，提升当地经济。

　　四、几点思考

　　经过实地调研，我们在研究比较不同模式的同时，也对产业多元模式互补、工商资本对产业发展作用、政府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一）关于产业多元模式互补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要注重研究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的特点和在产业链条中的定位，引导其发挥自身优势，多元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在产业培育期，要支持工商资本发展自建基地模式，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发展基础，引导农户进入。在产业扩张期，可以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连锁种植模式，控制自建基地规模，侧重于通过带动规模农户发展，打造产业发展生态，带动农民增收。在产业稳定期，要逐步引导合作社发展壮大，发展公司联合作社带农户、合作社直接带动农户等模式，带动中小规模农户开展联合与合作，规范产业发展环境，逐步扩大产业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关于工商资本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蒲江情况看，工商资本进入猕猴桃产业，带来了先进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领农民转变种植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整体素质与核心竞争力。一是示范带动，引领农户进入猕猴桃产业。2005年以前，蒲江地区的农户称呼猕猴桃为“迷魂桃”，没有人敢尝试种植。农户们描述进入猕猴桃产业是“见水脱鞋”，农户只有看见工商资本选择发展猕猴桃产业，并通过自身优势获取较高利润（见水），才会跟随企业一起种植猕猴桃（脱鞋），获得产业发展收益。二是培育质量意识，规范农户种植行为。联想佳沃与带动农户都签订了合作协议，要求农户按照规定标准进行生产，一旦出现使用违禁农药、不按规定操作、未进行记录等影响产品品质或欺诈行为，立刻取消合作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终身不会再度合作。农户为了继续与联想佳沃合作获得较高的收益，会自觉加强对生产基地的管理和控制，规范自己的种植行为。三是引入先进品种和技术，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联想佳沃与武汉农科院合作，投资3000万元研发了具有专利产权的“金艳”猕猴桃，是为数不多的无需使用膨大剂的品种，受到了市场广泛欢迎。联想佳沃还充分发挥从事IT产业的优势，通过视频监控、无线传输等技术，打造了农业物流网系统，收集园区的光照、空气温湿度、土温将重要环境数据，科研技术专家根据所收到的信息进行研判，通过控制节水灌溉系统，实现植株生产和水肥环境的动态远程监控以及全流程管理。四是打造品牌，提升区域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联想佳沃利用在IT产业培育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渠道，迅速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引领“佳沃”猕猴桃占领高端市场。在联想佳沃的带动下，山东黄岛、四川蒲江已分别成为国内蓝莓、猕猴桃的特色产业基地和重要产区。

　　（三）关于工商资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与控

　　2005年以来，猕猴桃产业吸引了蒲江县复兴乡近4000名外出务工劳动力陆续返乡，属于名副其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工商资本进入，要在种植环节做好“进”与“控”的平衡。一方面，公司需要建设一定规模的自建基地，尤其在起步阶段，用于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向农村引入先进品种，传输先进经营模式。通过对自建基地的种植和管理，掌握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使公司能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带动生产基地和合作农户的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优质产品和高端品牌，确保优质原料稳定供应，稳定市场供应，提高公司在市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控制自建基地规模，防止与农民争利。联想佳沃计划将自建基地由目前的1万亩最终缩减至4000亩，集中力量打造精品示范园，加大新技术研发应用力度，进一步提高对自建基地的管控能力。控制公司扩大直接生产种植的规模，引导公司通过多种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控制风险，又能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四）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

　　在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过程中，政府要重点做好指导和服务，为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是选择适当的工商资本。要注重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进行指导和审核，切忌盲目“拉郎配”。一方面，企业要拥有发展产业所必须的运营、管理、营销等团队和经验；另一方面，公司也要对所从事的产业进行深入了解，有从事实业的耐心和恒心，有长期投资的意愿和实力，不能简单把农业作为财务投资。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蒲江县政府整合多部门的力量和资源，通过公开招标，选择2-3家全国知名农资生产企业作为指定农资供应商，统一投入品质量和标准，鼓励其通过比拼服务开展有序竞争。在每个村建立猕猴桃综合服务室和技物服务室，安排技术员驻村为种植农户提供生产技术、物资供应以及综合管理服务。加大对违规使用地理标识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提高区域品牌影响力。基层政府在履行食品质量安全责任方面具有落地的作为空间。三是积极培育多元组织化载体。一方面要主动搭桥，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引进符合本地产业发展特色的公司发展，带动多元化主体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协调发展，为公司提供高效优质原料供应和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吸引工商资本进入。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主体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使其具有独立法人身份，提高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誉度和影响力。要推动组建农民合作社，为小规模分散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撑。

扬起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风帆

发展计划司司长叶贞琴

　　按照部的统一部署，2014年7月20－22日，我带领有关同志调研了广东省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情况，在联系的东源县沙溪村召开座谈会，与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重点研究了灯塔盆地示范区和沙溪村联系点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保护利用协调兼顾的做法与经验，就推进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做了一些思考。有关情况如下：

　　一、灯塔盆地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举措实、成效好

　　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位于广东省河源市中心腹地，涵盖东源、和平、连平3县20个镇，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生态优良，具有发展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的资源条件，目前已成为穗深港澳绿色农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东源县沙溪村位于东源县顺天镇中部，属水库移民村，全村总户数326户1505人，农民人均纯收入7185元，有山林面积9393亩、耕地面积1605亩（其中水田1146亩）。

　　近年来，河源市委、市政府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建设“生态型、特色型、科技型、园区型、效益型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改革为动力，大力推进高产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有效转变了农业发展方式，探索走出了具有粤东北山区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收。2013年灯塔盆地示范区农业总产值达4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749元。主要做法是：

　　（一）突出生态资源优势、统筹做好高产高效生态农业规划引导。河源市委、市政府认为河源最大的优势在于生态，因此将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实现“绿富”双赢作为全市发展战略，先后编制了《河源市现代生态农业总体规划》、《河源市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08－2020年）》、《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规划》和《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蓝莓产业规划（2014－2018年）》，按照产出高、效益好、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的目标和“一县数品、一镇一品”的布局，规划建设了尤力克柠檬、连平鹰嘴蜜桃、东源油栗、和平猕猴桃、春甜桔、蓝莓、忠信火蒜、高莞花生、万绿湖桂花鱼、蓝塘猪、三黄胡须鸡、上莞仙湖茶、赤灵芝等13个面积过千亩或产值过亿元的产业基地。东源县沙溪村规划建设了柠檬、果品产业基地，打造生态农业示范村。

　　（二）突出部门协调联动、完善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基础设施装备。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瓶颈，河源市委、市政府创新资金使用方式，2013年灯塔盆地示范区整合农业、水利、国土、财政等部门项目资金2.52亿元，对规划到位、产业基础好的村镇实施农业基础设施“整村”、“整镇”连片整治，配套山、水、田、林、路基础设施；大力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猪—沼—果（菜）”等生态家园模式，把种养循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支持，夯实了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基础。东源县沙溪村已普遍建成高标准农田。

　　（三）突出官产学研合作、加强高产高效生态农业技术集成应用。为解决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河源市灯塔盆地示范区积极与科研院校开展官产学研合作，初步探索出一条“科技含量高、区域特色明显、经济效益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路子。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近十家科研院校签订《合作协议》，柔性引进31名正高级职称专家，组建了优质粮油、生态养殖、农产品加工、特色水果、茶叶、高效安全蔬菜、园艺种业产业等8个科研创新团队。聘请了日本岛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浆果研究所、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蓝莓研发中心、联想控股-佳沃集团、浙江蓝美公司等9位全国知名蓝莓专家作为示范区蓝莓产业科技创新团队。示范区已成为全市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发动机、风向标和创新源，集成应用、研发了一大批先进适宜技术。东源县沙溪村已成为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示范点。

　　（四）突出市场主体培育、提高高产高效生态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河源市出台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政策，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目前，尤力克柠檬等13个面积过千亩或产值过亿元的产业基地均有1个或多个龙头企业领军发展，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高产高效生态农业产业集聚，各级农业龙头企业9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330个，其中有8家被认定为广东现代农业百强企业，12个园区被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东源县沙溪村已由广东中兴绿丰发展有限公司建成上千亩的柠檬产业基地，由河源市融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上千亩的生态循环蔬菜、果品产业基地，成为其中的典型样板。

　　（五）突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净化农副产品产地环境。灯塔盆地示范区大力推广循环农业生态模式和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能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有效地控制和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保护了生产环境，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推广的防虫网温室大棚配合滴灌技术、防草布覆盖技术，使该市新引种的尤力克柠檬由引种地的第5年才开始挂果提前到第2年开始挂果，大大缩短投资回报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推广的高床养猪模式，实现猪粪便在养殖生产过程中100%用于发酵生产有机肥，废水可减少80%-90%，剩余10%的废水经污水厂深度处理后全部循环利用，基本能够解决养猪排泄物的污染问题。探索建立光伏太阳能板试验大棚种植蓝莓栽培技术，既有效解决南方地区种植蓝莓夏季高温多雨等不利因素影响，又充分利用大棚空间进行太阳能发电。

　　（六）突出产品优质安全、打响万绿河源·绿色食品品牌。灯塔盆地示范区坚持以品牌化促进高效化，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对外大力宣传“万绿河源·绿色食品”的生态形象，出台《河源市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奖励办法》，对标准化生产及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予以奖励，有效调动了品牌创建的积极性。目前，已有省级以上的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5个，农产品企业质量安全示范点45个，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63个，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14个，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05个，绿色食品认证32个，有机食品认证23个，广东名牌产品总数达16个，以绿色、环保为特色的河源成为穗、深、港、澳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生态和安全成为河源农业最耀眼的光环。

　　（七）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增强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源动力。为破解发展制约，灯塔盆地示范区构建起适应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组织管理新机制，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管委会、建设投资公司”四级管理体制，推进建管一体化。探索建立产品营销新模式，建立正地农产品交易所和“村又村电子商城”、“河源市农产品流通中心”等电子商务和订单农业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探索建立财政资金使用新方式，按照“集中财力、优化结构、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整合支农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管理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探索建立农业投融资新机制，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与开发银行合作推进“四台一会”贷款模式，新建立的承贷平台——示范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到位资本金7000万元；成立示范区信用协会，已吸收会员72个；与邮储银行河源分行、人保财险河源分公司合作启动农业“政银保”合作贷款项目，设立5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池，撬动50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探索构建全产业链经营新方式，对蓝莓、柠檬、火龙果、猕猴桃等市场前景好、产出效益高的产业，实行种苗繁育、栽培管理、农资供应、科技培训、仓储保鲜、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布局，实现全产业链式发展。

　　二、存在问题

　　（一）规模化经营用地难。高产高效生态化农业需要规模化，但当地一些企业和种养大户反映规模用地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农民反映，由于农业效益低，当地农民降低耕地复种指数、粗放经营和土地撂荒现象较为常见，但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怕失地，当地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进展较慢，土地流转服务工作较为滞后。

　　（二）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较为滞后。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反映，灯塔盆地示范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大棚、畜禽圈舍等农业资产评估、认定、处置体系尚未健全，家庭农场、合作社信用贷款体系尚未建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尚处于试点阶段，农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仍普遍存在。

　　（三）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难以适应发展需要。从调研情况看，大部分村庄还以粗放式、传统种植养殖为主，高产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引进、推广整体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含量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民对高产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和模式需求强烈，但现有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人员老化、新知识储备少，难以应对市场的变化和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的需求。当地务农农民多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妇女，他们反映种地收益低，希望能够分享到加工、流通环节的收益，希望增加产后公益性服务，实现既管种，又管加工和销售。

　　三、主要思考和打算

　　借鉴河源发展经验，总结其他省市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推动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的做法，拟依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一批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探索发展路径和模式，为全国推进积累经验。

　　（一）创新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发展思路

　　按照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思路。着力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完善优势主导产业设施装备条件，推广新型种养模式和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规模。明确基地建设目标，将产量高、效益好、生态优作为基本要求，协调推进产能提升、效益提升、竞争力提升，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生产基地配套的加工、流通基地同步建设，基地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同步拓展，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延长产业链条，协调打造规模化、产业化、生态化的主导产业集聚区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新型农村社区。

　　（二）探索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机制

　　发挥示范区政府在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以机制创新破解基地规模小、主体弱、投入分散、贷款难等瓶颈制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破除部门各自为政的建设方式，建立由示范区政府统一布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预算定额、统一基础数据、统一监督管理的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实行“谁投资、谁受益、谁管护”的投入机制，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先建后补、PPP融资等方式，粘合和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创新技术集成应用机制，针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服务人员少、能力弱的情况，通过外包农技服务、共建试验基地、科研推广人员有偿服务等方式，推进产业基地所在县市与科研院所结对子，构建一个产业基地、一个主导产业、一位首席专家、一支服务团队“四个一”农技推广机制，促进现代科技与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进程，推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抵押、担保权能。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支持通过流转、互换、入股经营、委托代营等方式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方式，切实帮助解决贷款难贷款贵、仓储烘干配套设施用地难等问题，支持和引导农民建立产销联合体，加强联合与合作，发展加工流通产业。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集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品牌建设、电子商务孵化等公共服务的予以补助。创新资源环境保护机制，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对水资源短缺的示范区，普遍推行水肥一体化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等农艺技术。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广泛应用绿色植保等防控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有机肥、生物农药、环保型饲料，建立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养殖总量控制制度。推广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资源化利用秸秆、畜禽粪便等资源。

　　（三）科学编制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规划

　　我部可编制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高产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各省农业主管部门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各示范区编制基地建设详细规划，明确建设布局、建设内容、建设任务、建设举措。对粮食主销区和自给平衡区的示范区，应根据省级政府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任务，规划布局口粮生产功能区，并将其建设成为高产高效生态粮食产业基地。

　　（四）加大高产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投入

　　在财政支持上，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示范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示范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奖代补奖励资金主要支持基地建设，有关农业项目资金向产业基地倾斜。推动各示范区政府要整合使用农业综合开发、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田间工程、土地综合整治、小型农田水利等涉农项目资金用于产业基地建设，做到统一规划、集中使用、同频共振，发挥最大效益。在金融支持上，我部会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制定金融支持基地建设的办法，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为基地建设提供中长期优惠贷款。各示范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投融资平台，制定完善农业资产抵押贷款、农业信用贷款和农业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健全农业资产评估与处置、信用评定、融资担保等体系，推动加大资产抵押贷款、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发放力度。

曙光村的变化给我鼓舞和思考

财务司司长李健华

　　2014年11月下旬，我再次来到基层联系点——湖南省吉首市寨阳乡曙光村调研。这是我第四次来曙光村。这里的干部群众对我比较熟悉，虽然天气有些阴冷，但他们的热情让我感到温暖。通过走访农民、参观果园，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我感到曙光村这几年每年都有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点点滴滴的，但它给我鼓舞，给我信心，也给我灵感。

　　一、新变化、新发展

　　村民收入又有提高。农民收入总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由于基层统计工作不健全，这次我又费了一番周折才大体了解村里农民的收入情况。据吉首市农经站长介绍，2014年曙光村农民人均纯收入7368元，比2013年增长了348元，比吉首市的平均水平高出18%。从我观察到的情况看，曙光村因地处市郊，村民赚钱主要还是靠打工和搞运输，务农收入只占到五分之一左右，村民实际纯收入、年增幅可能都要比统计数字高。比如，我了解到，村民杨顺喜家有6口人，只有妻子石玉温在家务农，儿媳妇在家带孙子，两个小孩外出务工，杨顺喜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在市内给人修建房子，平均200元/天，年收入5万元左右；石玉温还种了10亩生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再比如，谭吉香是村里的草莓种植大户，2011年我第一次来曙光村看的第一个大棚就是她的。据她介绍，今年的草莓价格好，采摘价格能达到40元一斤，算下来年纯收入能达到30万元左右。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一些专业大户收入还比较可观。农民收入每年能有所提高，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会不断改善。

　　土地流转逐步形成气候。曙光村耕地不多，共有稻田427亩，旱地2302亩。2012年我到村里调研时，村里土地流转只有132亩，大多是亲朋好友近邻间的季节性流转，连流转费都不要。这次到村里了解到，现在全村已流转土地328亩，主要用于扩大草莓、蔬菜和水果种植。我第一次到曙光村看的谭吉香种的大棚草莓只有2亩，现在到了14亩，是按照每年1500元/亩的价格从其他村民那里流转的，而且她还有继续扩大的想法。

　　种植结构调整加快。2011年，我第一次到村里调研的时候，村干部和农民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当年的椪柑市场行情很不好，价格大幅下降，品种严重退化，而椪柑是曙光村种植的主要水果品种。当时，在调研座谈时，我提出希望市农业局关心和帮助农民加快水果品种更新。2012年，村里在农业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开展了椪柑标准园建设，并在园内套种蔬菜等作物。这次来，我又看到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村民砍掉了已经种了20多年的椪柑树，准备改种金秋梨、李子等。在原来椪柑园对面的山坡，由县农业局帮助规划的时鲜水果标准园已经初具规模，准备办成吉首市居民的观光地和采摘园。

　　村基层组织顺利换届。我四次到曙光村调研，经历了3任村领导班子。新一届的村领导班子是今年2月份换届选举产生的，上一任的村主任杨通明担任了村支书，原来村信息员杨海生被选举为了村主任。新的村领导班子为壮大集体经济，由村党支部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创办了红色公司，带领村民兴建时鲜果园。他们有闯劲、有干劲，给人精干、务实的印象，我对新班子比较有信心。我在参观时鲜果园建设现场时对村支书和村长说，希望他们发挥好城郊优势，规划好，把活做细些有品味些，努力把时鲜果园办成一个适合游客观光的“世外桃源”，农民也能增加更多收入。

　　二、新平台、新希望

　　四年来，我每次到曙光村，都要和州、市的同志一起调研，开座谈会，讨论问题，虽然只是调研一个村，但同时也了解了吉首市乃至湘西州的情况。2013年我来曙光村专题调研农村融资难，建议吉首市和州研究这个问题，找点解决的办法，并希望当时参加座谈会的邮储银行湘西州分行领导，切实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问题。对此，吉首市非常重视，邮储银行也给开了绿灯。经过一段时间策划筹备，2014年7月，吉首市以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非盈利组织——吉首市农民合作社联合会。当时，他们请我去参加成立大会，因工作原因没去成。这次到曙光村，我听取了他们的情况介绍，很受鼓舞，内心还有种激动。农联会“三大中心”功能为吉首农业发展搭建了一个新平台，构建一个过去没有的新机制。

　　互助基金中心，帮助会员“贷得了款”。互助基金中心主要是为合作社、家庭农场、涉农企业以及个人提供资金支持。农联会与邮政储蓄银行湘西州分行合作，推出了“互惠贷”产品。农联会自筹800万元作为担保基金，邮政储蓄银行湘西州分行拟向总行争取授信贷款额度1亿元，目前已对10个合作社的贷款申请进行了审核，拟发放贷款2100余万元，待邮储银行总行审批同意后实施。

　　营销中心，帮助会员“卖得出去”。农联会将会员单位的农副产品进行整合，并统一利用农联会的品牌和渠道进行销售，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营销中心积极拓宽外围市场，已先后与北京市农联会、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是逐步将吉首的农产品带入省会，带进首都。

　　培训中心，帮助会员“跟得上趟”。农联会定期为会员提供无偿培训，从理念到知识，从理论到实践，开拓眼界，刷新观念，及时了解市场最新动向，提升综合能力。今年已开办了两期初级班和一期中级班，开设了5门课程，学员达70多人。

　　吉首市“农联会”的成立是农村的一种组织创新，如果引导的好、发展得好，对当地农业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意义远远大于政府给点项目资金的支持，它是一种内生活力的激发。看到想到，我心里就激动。

　　三、新思考、新举措

　　从曙光村和吉首市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在湖南湘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要尽快发展农业生产、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国家的支持是需要的，但更要注意总结推广他们自身组织和机制创新的做法与经验。连续四年基层联系点的调研，我深刻地感受到，农民渴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渴望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他们追求富裕生活的愿望非常强烈。比如，草莓专业户谭吉香在座谈会上说，这两年种草莓赚到了钱，非常希望能再多包几亩地，但苦于流动资金缺乏，想贷款又贷不到。类似的融资难、贷款难问题越来越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吉首市“农联会”的做法给我灵感和启发。当时在座谈会上，我从吉首想到湘西，再想到武陵山区，作为我部长期帮扶的欠发达地区，如果能够解决金融难题，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发广大农民创业热情，激活他们内在动力，构建真正的“造血”功能，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进而又想到，2014年我部与邮储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如果通过与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结合财政政策来设计一个适合这一地区实际情况的金融产品扶持贫困地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创业发展，十分值得一试。这次调研给了我灵感与启发。

　　调研回来，我即与司里的有关同志研究，与邮储银行进行探讨，派了一个调研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专题调研，初步形成了一个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金融支农项目方案，这个项目将覆盖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等州地，方式是通过财政支持，银行给予基准利率优惠，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无抵押货款，争取2015年项目起动。

关于仙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及股份合作农场创新经验的调研报告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王运浩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农业部的有关要求，7月2日-5日，我带队到中心基层联系点——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调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绿色食品发展和股份合作农场创新经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调查。

　　总体上看，仙居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覆盖县、乡、村的三位一体监管体系；绿色食品品牌和示范效应愈发明显，已成为农民增收、地方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一个新亮点；以土地入股为主的股份合作农场是对当下农村经营体制的一种有益探索，值得总结和研究。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仙居县农业基本情况

　　仙居县地处浙江东南，全县总面积2000平方公里，下辖17个乡镇、3个街道，403个行政村15个社区，总人口50万。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632元。仙居县生态环境优良，是国家级生态县，县域面积3/4被森林覆盖，境内溪流密布，水质清澈，空气质量上乘，是浙江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仙居县还荣获“中国杨梅之乡”的称号，仙居油菜花观光带和杨梅观光带荣获“中国美丽田园”称号，形成了仙居杨梅、仙居鸡、茶叶、毛竹、绿色稻米、中药材和高山蔬菜等特色农业主导产业。

　　仙居县立足生态优势，突破资源瓶颈，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以绿色食品公共品牌为代表的优质农产品。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全县绿色食品有效用标企业15家，产品22个，同时，创建了水稻、杨梅等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此外，仙居县还被列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点。

　　二、调研的主要情况

　　在仙居县调研时，调研组考察了县农产品检测中心、白塔农业公共服务中心、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桐桥杨梅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海亮有机农业基地、皤滩提子葡萄科技精品博览园、埠头种鸡场，详细了解了仙居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监管体系建设及运行、农产品品牌创建、绿色食品基地建设等情况。特别是就浙江省内首家采用土地入股为主的新合股份合作农场，调研组和农民股东、管理人员及农业部门有关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以期深入剖析这一纯粹由当地农民自己一手创造的经营模式。

　　（一）新合股份合作农场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据新合股份合作农场厂长俞荣火介绍，其原先是在合作社，有近1000亩合作土地，以生产绿色稻米为主，附带做一些米粉、年糕加工。发展稳定，但较为缓慢。

　　让俞荣火们决定走土地入股农场合作道路的，主要是他们遇到了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难题。一是农民不愿意签长期土地流转合同，各自为政，土地无法连片，种植品种很难统一，亦无法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优势。二是合作社的积累少，融资困难，很难实现进一步发展。

　　以土地面积入股，大家共享好处的模式得到了社员的一致认可。2013年仙居县新合股份合作农场在横溪镇郑桥村挂牌成立，它采用土地入股为主的方式，132户农民按6亩地为一股的标准成为了股东（据了解，在当地6亩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数量），股份组成比例为1500亩土地占50%，兼并的合作社资产占30%，技术股占10%，经营股占10%，股权设置期限为本轮剩余土地承包权的17年。

　　经132户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其中董事会由13位董事组成，并制定了企业章程和管理制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场长负责制，下设生产、技术、加工、质监、销售等具体业务部门，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每年，农民股东根据当年的生产效益，按照四六分成，四成作为留存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六成按所占股份比例分红。

　　调研组认为以土地入股为纽带的股份合作农场，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和经营特点，是对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一种有益探索。通过土地入股后的新合股份合作农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1．连片耕作，土地产出增量提质

　　一是深化集约经营。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解决了过去困扰合作社的农户种植和生产各自为政问题。合作农场对入股的土地实行统一作物布局，统一供应良种，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统一品牌及认证，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和产量。去年农场800亩优质米品种“甬优9号”平均亩产达1290斤，700亩加工型超级稻“Ⅱ优7954”平均亩产达1254斤，比2012年全村平均1130斤分别增产160斤和124斤。

　　二是创新农作制度。土地集中连片后，促使农场开始考虑更多的利用好这些土地资源。合作农场不断创新农作制度，通过发展“紫云英+蜜蜂”，种植油菜籽及黑木耳等，有效激活闲置冬田，带动农场实现增收、增效。去年，农场共种植紫云英500亩，通过养蜂实现增收15万元；种植油菜花200亩，每亩收成油菜籽300斤，实现增收约20万元；紫云英和油菜作为下一季绿色稻米的绿肥，达到了既增收又养地的双重效果。试验种植黑木耳和元胡30亩，亩均收入达6000元，最多可达1万元。

　　2．绿色生产，农产品质量有保障

　　一是统一标准化生产。新合股份合作农场成立之前，虽然是合作社形式，但农户仍自己种植、施肥、打药，各自为政，不同农户种出来的稻米，品质也参差不齐。合作农场成立后，农户只负责插秧，育种、耕田、病虫防治、收割等生产过程全部由合作农场按照绿色大米生产标准统一负责，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使得种植投入成本大大降低，农产品质量也明显有了保障。俞荣火场长告诉调研组：“以前，农民自己打药，一季水稻下来，要打8-9次。种植绿色水稻后，农场采取统防统治，现在一季水稻打药3-4次就可以了。”

　　二是打造绿色大米品牌。股份合作农场通过注册“杜枫山”牌商标、统一产品认证，打造仙居绿色食品大米品牌，效应逐渐显现。调研中，俞荣火高兴地说：“以前，我们这里的大米2元/斤，在种植绿色食品大米后可以卖到5元/斤，收入增长了一倍多。”

　　3．多种形式，促进农民股东增收

　　一是稻谷高价定购措施。合作农场与农户股东签订协议，明确稻谷收成后，每亩至少拿出500斤交售农场，收购价比国家收购价高出10%至20%。去年，合作农场每亩800斤稻米由农场统一收购加工，收购价格为1.8元/斤，比1.52元/斤的国家收购价高出了0.28元/斤，股东稻谷购销所得达每1440元/亩，比国家收购价高出224元/亩

　　二是实施农场年终分红制度。合作农场经营稻米加工、延伸服务、以及集约化生产后产生的利润，按照四六分成，60%拿出来，股东按所占股份比例分红，40%作为风险基金。去年，股东每股获红利1500元，亩均土地额外增收250元

　　三是“解放”劳动力。合作农场的几个农民股东告诉调研组，入股把他们从土地里“解放”了出来，插完秧，他们就可以安心外出打工，土地“托管”给农场，还可以实现两份收入。俞荣火厂长表示：“作为股东，他们只要种时回来插插秧，收后回来晒晒谷，其它的都由我们农场包了。”这也就意味着，农民股东们不用再把时间耗在稻田里，多余的时间可以外出打工或经商赚钱，提高了农民收入。

　　4．融资破题，金融支撑激发后劲

　　一是受益便捷的贷款手续。原先的合作社模式，由于组织形式松散，财务制度不健全，很难整体获得银行或农信社的贷款授信。合作农场成立时，当初工商部门批的是普通合伙制企业，俞荣火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需要所有的132户农户股东签字，非常难操作。为此，当地工商部门创新办法，为合作农场办理了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所有专业合作社享受的优惠政策仍不变。贷款手续亦化繁为简，只需法人代表一人签字即可。仙居农信联社在考察合作农场情况后，经过评定，很快授信合作农场100万贷款额度。

　　二是受益“农场丰收贷”。去年3月份，仙居农信联社专门为家庭农场和股份合作农场量身定制，创新推出“丰收农场贷”项目。股份合作农场、家庭农场及其股东，根据实际需要可采用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机具抵押、股权质押等方式办理贷款；农场主体贷款实行基准利率或下浮10%，农场股东贷款利率比农户种养殖贷款下浮15%或以上；贷款手续采用一次核定、循环使用、随用随贷方式，贷款期限在2年以内。至目前，新合股份合作农场股东共获授信89户、761万元，已到位贷款合作农场50万元，股东26户、172万元。原先困扰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调研组得知，在新合股份合作农场的示范带动下，目前仙居已有七家类似性质的稻米股份合作农场。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成绩斐然

　　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仙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体系健全、运转良好、成效显著。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依托“3+X”新型农业服务体系（“3”即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三位一体”农业公共服务，“X”即根据各地和农民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社会化服务，实现公益性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的有效连接），县、乡、村三级农产品质量监管基本做到“五有”，即有网络、有人员、有机制、有设备、有保障，基本实现了农产品质量的全过程监管。

　　体系和队伍建设齐全。县级层面，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牵头、协调、指导及督促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农产品检测中心通过“计量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资质的双重认证，配7名专业检测人员，其中高级职称2人，硕士研究生1人，6人拥有双认证合格证书。乡镇层面，成立农产品质量管理办，与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结合，承担本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任务。以调研组走访的白塔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为例，设有农产品质量定性检测室一个，服务中心共有19名工作人员，负责辖区内农技推广、农产品质量监管和动植物疫病防控，并辐射到周边三个较小乡镇，三位一体，充分利用了基层的人力、物力。村（社）级层面，设立农产品质量管理服务站，选拔素质较好的担任村级和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平时对农产品的生产进行巡查；在农产品上市时，对农产品进行抽样送检，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仙居已初步形成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农产品监管网络全覆盖。

　　检测和监管机制运行有效。县级财政每年拿出500万专项资金，作为乡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工作经费，主要包括检测试剂费、产品抽样费及村（社）级农产品质量监管员的工资等，为四级监管网络的有效运转奠定物质基础。为了确保13万亩绿色食品杨梅原料基地的产品质量，截至调研组走访日，今年已开展杨梅定量检测387批次、定性检测11152批次，确保了仙居杨梅的市场美誉度。2013年11月，仙居县政府发布了《仙居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制及考核奖惩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了各相关职能部门、乡镇、村级、农资生产及经营单位、种植户、养殖户、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销售终端等的职责，一旦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将实行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政府职能部门及乡镇，若出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部农产品质量监测不达标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监管手段不断创新。仙居县除了开展日常的农产品检测和监管工作，还不断尝试新的监管方式。仙居县把台湾农民创业园、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一园两区”作为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的主平台，在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施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管理。此外，仙居县还通过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写入村规民约等方式，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实行一定区域内农户互相联保的方式，充分发挥群众的互相监督作用。今年在杨梅上市前，检测发现有几处杨梅农残超标，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对检测不合格区域内的杨梅进行了无害化销毁。

　　三、几点体会

　　短短几天的走访调研，时间虽然很短，但感触很深，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政府重视是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基础

　　仙居之行，调研组能明显感觉到当地县委和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视，有政策、有资金、有人员、有机制、有手段，建立了全覆盖的行之有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推行绿色生产，采取多种监管手段和措施，保证了当地的稻米和杨梅等主要农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仙居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也更能体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是产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据了解，2013年仙居县在农产品检测方面的费用就高达500万元，而且所有农产品都免费检测，农产品监测运转良好。

　　（二）群众创造是最大的发展规律

　　三十年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经济“温台模式”在台州这片热土生根萌芽。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深刻体会到创新在台州已根深蒂固。一群忠厚老实、性格木纳的庄家老农为了最大化利用资源，突破政策限制，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创立了浙江第一家股份制合作农场，有效解决了传统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并切实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增加了农民收入。

　　调研期间，刚好是杨梅上市季节。调研组看到很多快递车辆驰骋在乡间公路上，据随行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那是发运杨梅的快递。据了解，通过淘宝、京东等网络进行电子预售、销售现已成为当地农民杨梅销售的重要方式，今年光是通过淘宝聚划算平台，仙居杨梅网上预售就超过了10万吨，并且进一步提升了仙居杨梅的人气。仙居农民利用网销售杨梅的创新性做法，值得好好研究和推广。

　　（三）标准化须与先进的经营模式结合才能实现

　　在仙居调研期间，调研组对两组数字印象深刻，一组数字是喷施农药由8-9次降到3-4次，另一组数字是大米价格由2元/斤涨到5元/斤，这看似简单的“一降一升”，却道尽了标准化生产的玄机，即减少投入品（农药）使用，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仙居县通过抓标准化生产，全面实现统防统治，物理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既降低了投入成本，又提升了产品质量，价格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由合作社转变为股份合作农场，将农民各自为政经营转变为农场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的创新模式，这种带有特色的“仙居模式”再次证明，在实施标准化的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有先进的经营模式做支撑。

　　（四）网络营销是农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为营销带来了许多独特的便利，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42%，网民达到5.64亿，巨大的上网人数，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仙居县紧紧抓住这个商机，将仙居杨梅等特色农产品推向网络，引导农民网络销售，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利用淘宝营销平台，通过网上销售活动，扩大了市场宣传，更重要的是将本地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推介给更多的人，赢得了市场。实践证明，农产品不仅是只靠农贸市场、超市走进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可借助网络平台走进千家万户，实现产地与餐桌的直接对接。

　　（五）统一品牌是做强做大主导产业的前提

　　通过调研，调研组发现，只有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才能打响品牌，品牌效应才能完全体现出来，产品的质量才能有所保障，也为农村传统经营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仙居县针对农业品牌杂、多、乱的现象，积极整合农产品品牌，形成了一产品一品牌、一产业一名牌的格局，全面提升了仙居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仙居杨梅通过注册证明商标、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赢得了市场。据县农业局介绍，2013年仙居杨梅销售达5亿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拳头产品。

　　四、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调研组对仙居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仍待破解。

　　（一）政府投入大，行政成本高。据浙江省农业厅有关同志介绍，仙居县在浙江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和人员投入较大，能否坚持下去？这是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

　　（二）股份合作农场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但我们发现农场的管理层都是农民且年纪较大，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务实精神，但缺少现代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农场发展后劲有待考验。

　　（三）农产品贮藏加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仙居县有13万亩的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杨梅）标准化生产基地，基本上以销售鲜品为主，但杨梅加工产品较少，只有一个杨梅酒厂，且产量不大，杨梅的产后加工研究与开发都有待进一步探索与推动。

京郊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运营模式的思考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陈生斗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司局级领导干部联系基层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人[2014]8号）要求，今年5月和11月，我先后与中心防治处杨普云、李萍和经作处姜正军、王娟娟赴北京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基层联系点开展调研活动，目的是通过了解北京延庆绿菜园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理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给全国农技推广部门和有关蔬菜合作社提供借鉴。

　　小丰营村是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辖区的中心村，位于北京西北部70公里，距延庆县5公里，距康庄镇4.5公里，全村共有450户农业人口，2000余口人，以蔬菜为主导产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蔬菜专业村。北京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是村里最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6月成立。目前，合作社拥有成员298户，蔬菜种植面积1500亩，露地蔬菜1000亩，保护地蔬菜500亩，其中已经认证包括茄果类、叶菜类、葱蒜类、根茎类等近60多种有机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00亩。

　　一、合作社运营特色

　　（一）标准化生产是保障质量安全的重要防线

　　蔬菜质量安全涉及的环节和因素很多，但源头在生产环节，关键在标准化生产，生产环节作为蔬菜质量安全的第一生产车间非常重要，源头安全了，才能保证后面环节安全。有机蔬菜由于生态环境和种植过程都有较高标准和严格限制，产量较低，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喜爱。但是市场上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现象时有发生。绿菜园有机蔬菜是否是真有机？在与合作社理事长赵玉忠的对话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你们如何保证合作社生产销售的有机蔬菜都是有机产品？合作社的社员们为提高产量会不会私自打药、私自施肥？”“这个我有信心，他们不会也不敢！”赵理事长肯定地答道：“我们合作社采取的是‘六统一分’的模式，即统一农资供应、统一育苗、统一计划生产、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生产加工、统一销售服务，各成员分户生产，而且我们还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农户生产所需农资，在生产期间全部由合作社免费提供，提前预约即可，费用最终再从农户的收益中扣除，因此没有人愿意自己掏钱买药施肥？”

　　据了解，北京市首个设施农业生物防治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就设在绿菜园，以物理、生物和农业措施为主辅助生物源农药控制病虫害发展的模式在绿菜园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合作社利用相邻的延庆归原有机奶生产基地的牛粪，经过发酵变成沼液为合作社蔬菜生产提供有机肥，循环农业在绿菜园得以实现。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绿菜园合作社针对每类作物制定了具体的种植标准，负责生产的技术员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指导生产并执行每日检查登记制度，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和可追溯系统，使生产的农产品实现了质量信息可查询，质量安全可追溯，问题产品可召回。

　　（二）规范化管理是提高社员收益的可靠保障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和社会保障，合作社通过流转农民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根本权益，绿菜园建立的规范化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和探索。

　　合作社投资建设了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在水电路配套完成后承包给农民，吸纳了村里自愿种菜的农户成为自身会员，解决了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在种植过程中，由于有机蔬菜对种植技术要求较高，育苗、施肥、用药全是社会化服务队伍在承担，如发生较重病虫害，合作社也承诺社员全额赔付当季蔬菜损失，确保农户不滥用药。在利益分配上，合作社不分季节按作物种类与农户签订统一价格标准，生产多少收购多少，收益的70%返还给农户，30%留给合作社，既保障了社员收益，也规避了蔬菜市场价格时高时低带来的风险。

　　2013年全年社员人均收益达到4.2万元，其中最高年收益达12万元，这是2013年京郊农村人均年收入18337元的6.5倍。对2014年1～10月部分社员工资的工资明细分析发现（表1），收入最高者毕淑琴1～10月收入总额达到80464元，最低者赵美荣也达到了25515元，所有社员月均收入4417元，远高于京郊其他农民收益。

表1.2014年1-10月绿菜园有机蔬菜基地部分社员工资表（元）

	最高收入者：毕淑琴	最低收入者：赵美荣	全社平均收入
1月	8606	823	4223
2月	2958	2071	2840
3月	4833	2978	4024
4月	8065	5637	3854
5月	11733	6351	5768
6月	11235	1891	5969
7月	9841	386	6055
8月	10282	646	3574
9月	7944	4183	3165
10月	4967	549	4699
合计	80464	25515	44170
月均工资	8046	2551	4417

　　（三）产销对路是实现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近几年来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据调查，目前一个经济发达的地级市辖区内，蔬菜种植规模在百亩以上的达千余家，33.3hm2以上的有近百家，66.7hm2以上的有数十家，较大的如农业部标准园合作社，其流转和种菜面积达到了333.3hm2，但这些合作社中极少合作社盈利，少部分合作社保本经营或维持微利，而大部分合作社处于亏损状态，并且规模（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从绿菜园合作社运营来看，产销对路、以销定产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由于有机蔬菜价位较高，消费人群较为单一，找准切入口和目标市场非常重要，绿菜园合作社销售渠道以订单销售，农宅对接、农超对接为主，与顺丰、圆通等物流公司签订供货协议，点对点供货，以销量定产量，发展订单农业，确保社员利益，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有机蔬菜销售额从2012年的300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800万元，2014年有望达到2000万元。通过对绿菜园销售的12种有机蔬菜价格与今年市场上同类蔬菜批发市场最高价分析来看（表2），平均价格差为19.48元/斤，西兰花价格差达到23.72元/斤，除去有机蔬菜产量一般比常规蔬菜产量低30-40%左右，种植有机蔬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经济效益显著，且供不应求。

表2.12种有机蔬菜价格与批发市场普通蔬菜最高价格比较（元/斤）

	有机蔬菜价格	批发市场蔬菜价格	价格差
胡萝卜	21.10	1.39	19.71
番茄	21.10	2.93	18.17
芹菜	19.80	1.57	18.23
黄瓜	19.40	3.00	16.40
油菜	17.60	1.71	15.89
菠菜	20.20	1.94	18.26
西葫芦	19.40	2.33	17.07
西兰花	26.70	2.98	23.72
韭菜	22.90	2.69	20.21
生菜	19.40	1.71	17.69
茄子	18.00	3.55	14.45
青椒	19.40	3.44	15.96
平均	20.42	2.43	17.99

　　二、合作社运营存在的问题

　　（一）利益分配单一，社员所得有限

　　据了解，合作社利益70%分配给社员，30%留给合作社，一方面如遇价格下跌或病虫害爆发导致产量下降带来的损失由合作社全部赔付，有效规避了市场价格下跌给社员带来的风险；但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社收购价格较为固定，且远远低于有机蔬菜市场销售价格，菜农很难分享有机蔬菜生产的附加值，如果当季蔬菜价格上涨，社员也无法分得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由于社员无法参与收购定价，分得利益十分有限。

　　（二）技术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薄弱

　　有机蔬菜种植对技术有较高要求，合作社运营6年来，除去3年有机转换期，农民种植蔬菜年限并不太长，对许多技术的掌握并不十分到位，平均亩产仅为9000斤左右。而有机蔬菜不能使用农药化肥，通过审定符合使用要求的投入品非常有限，蔬菜一些缺素症状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某些病虫害缺乏有效手段加以控制，这些都是限制有机蔬菜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设施建造等存在问题，导致棚室保温性能不佳，冬季最低气温时，不能生产喜温蔬菜，只能生产叶菜类等喜冷凉蔬菜，这将对冬季茄果类蔬菜供货产生影响。且各农户种植水平存在差异，生产蔬菜品质也存在差别，调研中发现种植水平高的农户蔬菜品质明显高于其他农户，这也将影响合作社蔬菜的整齐度。

　　（三）生产品种有限，市场销路不宽

　　由于合作社销售蔬菜所有种类必须经过有机认证，且冬季温室蔬菜生产受到限制，这也就导致了绿菜园本身供应的蔬菜种类比较有限，特别是冬季寒冷时期，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目前绿菜园通过与其他生产基地建立协作供货关系，进行种类补缺，这就使有机蔬菜的品质保证存在一定风险。另外合作社主要是农宅对接和直销店，销售渠道不宽，从每日的蔬菜供货量来看，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三、合作社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运营机制，规范管理制度

　　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采取的是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也是我国蔬菜专业合作社采用较多的一种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从发展的实践看，合作社运作有待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意识和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目前大部分管理活动主要靠理事长等负责人经营运作，社员只是出售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相对于其他合作社而言，虽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但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应进一步完善运营机制，更大程度地吸收社员参与管理运营工作，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新型职业农民，最终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人才经验输出的转变。

　　（二）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社员在加入合作社的好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可以学习技术，而社员表示一年参加培训的次数1-4次不等。可以看出，社员是非常渴望通过加入合作社学习新技术，但每年获得培训的机会并不多。由于绿菜园实行“六统一分”的模式，虽然简化了种植方法，但从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社员学习掌握技术的能力。蔬菜种植特别是有机蔬菜种植对生产者技术要求高，特别是绿菜园推广的全程生物防治技术则要求更高。因此开展技术培训，提高菜农种植水平十分必要。

　　（三）拓宽功能设计，挖掘产业潜力

　　蔬菜产业作为现代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蔬菜基地在建成前期生产销售是重点也是基础，在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转换的过程中，合作社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蔬菜合作组织，应充分注意生产销售功能区的设计和完善，在以生产销售蔬菜为主的基础上，把握都市农业特点，适度探索有机蔬菜采摘、旅游观光等终端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挖掘产业潜力，提高综合效益。

　　（四）巩固发展成果，总结完善提高

　　北京在发展现代蔬菜产业，打造都市型农业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在技术标准化和管理规范化等方面都具有较高水平，对我国都市农业和有机蔬菜生产都具有借鉴意义。绿菜园已经做过一些总结和经验介绍并在新华网、农民日报、农业频道上均有其专题报道。今后合作社要进一步总结发展经验，改革创新，规范管理，完善提高，推动有机蔬菜产业做强做大。

关于湖北恩施巴东县基层兽医服务模式的调研报告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才学鹏

　　为更好促进基层联系点帮扶工作开展，2014年11月，赴湖北恩施巴东县针对以生猪多项技术服务为代表的基层兽医服务模式（以下简称巴东模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其间，实地走访了野三关、水布垭、绿葱坡等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及部分村级动物防疫室，与乡镇兽医站工作人员、村级防疫员、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养殖场主、散养户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的座谈交流。

　　通过调研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面对当前村级防疫员待遇低、技术差、人员老化甚至后继无人的现状，巴东模式是政府和农民向村级防疫员购买服务的成功探索，是基层兽医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的良好结合，有效调动了村级防疫员的积极性，保住了基层兽医服务队伍。相对于其他地区村级防疫员的增收服务模式，巴东模式富有发展潜力，适用性广、拓展性强，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可因地制宜进行推广。

　　一、巴东县基层兽医服务模式概况

　　巴东县是传统养殖大县，连续三年入选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是湖北省现代肉羊示范区创建县。2013年，全县生猪、山羊、牛、家禽出栏分别为78万头、20.09万只、0.61万头、142.66万羽。全县现有养殖农户10.5万户，规模化养殖比重35.7%，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

　　巴东县以争创全省畜牧强县、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为目标，打造“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村级畜牧兽医服务室+农户”的生猪服务品牌。每个乡镇设立1个兽医服务中心，在全县492个行政村设立了450个村级兽医防疫服务室，共聘用478名村级防疫员，平均每1.1个自然行政村（居委会）1个室，每1个室1.1个人，创新模式服务基层，不断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末梢体系建设。

　　一是“五包一赔”生猪兽医技术服务社会化。“五包”为包治疗、阉割、驱虫、销售、技术指导，“一赔”指因兽医操作不当导致的责任事故赔偿。“五包一赔”是以村级防疫员为兽医服务实施主体，与农民自愿以合同约定，对农民所饲养的生猪实行技术服务的责、权、利明确的有偿服务。

　　二是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全县按照“县畜牧兽医局+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村级畜牧兽医”的服务模式，健全县、乡、村“三级”经营网络，把好养殖环节饲料、兽药等投入品质量关口，确保畜禽及其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乡镇政府将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监督协检、养殖户免疫档案、耳标佩戴、疫情报告等公益服务以合同约定方式承包给村级防疫员，严格绩效考核，以强化监督确保公共服务落实到位。

　　二、巴东模式产生的背景

　　事物的发展逃脱不了社会大环境与经济规律的影响，巴东模式的形成如一叶扁舟，向我们展现了基层乡镇兽医站在改革开放兽医体制改革浪潮中的几起几落。下面结合我国乡镇兽医站历史来回顾巴东模式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机遇期——模式初创

　　1982年3月，农业部颁发了《公社畜牧兽医工作站管理试行条例》，明确了公社畜牧兽医站的事业单位性质、任务和管理体制。畜牧兽医站由县畜牧主管部门和所在公社双重领导，以县为主。明确人员为集体编制，其工资、劳保等有关待遇由所在站收入中开支，国家给予适当补贴。国家财政虽每年拨出5000万元“社办公助”专项资金，但中央从1980年财政体制改革后，实行分灶吃饭，牲畜保健费和社办公助费全部切块给了地方，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很多地区无法落实资金，兽医站人员工资福利只得依靠防疫、检疫、治疗的收入解决。但是，由于当时散养户对防疫接受度不高，巴东县防疫收费特别困难，影响了基层兽医工作的正常开展。

　　1983年，农业部首次召开全国畜牧“三站”(畜牧兽医站、草原工作站、家畜改良站)工作会议，确定了“综合办站，有偿服务”方针，在整顿“三站”的同时，推广技术承包、畜禽保险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鼓励经营多样化和相对灵活的按劳分配，恰逢国家取消生猪派养派购政策，放开了肉类市场，很多地区的乡镇畜牧兽医站纷纷开始搞活经营、兴办实体、积极推广技术服务。巴东县紧跟浪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创立了生猪技术服务“两包一赔”模式（包治疗、包阉割和责任事故赔偿），将防疫与技术服务打包收费，解决了生存问题。

　　（二）转型改革期——逆境发展

　　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农村多样化养殖业的发展，传统以政府事业单位为组织形式和实施主体的畜牧防疫服务体系逐渐不能适应，收入整体逐步走低。由于乡镇站主要职能任务和人员定性不明确，公益性服务、经营性服务混为一体，人员工资福利等主要靠收费，造成乡镇畜牧兽医站发展不平衡。有的站依托兽医资源兴办药房、门诊，有的自行研发兽药、自家苗销售，资产已达数十万元，而有的站仍无住房，入不敷出，有的甚至名存实亡，社会公益性的动物防疫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为之后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2001年起，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在全国推广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基层政府随之税源萎缩，湖北省大部分乡镇负债，少则几十万，多达千万以上。为扭转局面、甩掉包袱、精简人员，湖北省于2003年开始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推行“以钱养事”，乡镇“七站八所”全部退出事业编制管理，原畜牧兽医站转制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事业单位变成了民办非企业，经费自筹。原畜牧兽医站人员和村兽医小部分安置入服务中心，分流的大部分兽医工作人员成了村级防疫员。

　　改革后，巴东县每个乡镇兽医服务中心只有两三人的“以钱养事”全额工资拨款名额，全县500多名村级防疫员未被纳入“以钱养事”资金支持范围，收入大部分靠防疫收费，其余靠村级防疫员补助和生猪技术承包服务费补贴。2009年1月全国取消动物防疫收费，服务中心和防疫员收入大幅减少，为避免“线断、网破、人散和服务缺位”现象，巴东县畜牧局带领服务中心和村级防疫员增强自身能力、拓宽业务范围，帮助防疫员建造村级防疫室，培训兽医服务技术等，生猪技术服务模式作为创收的重要手段得以不断发展，逐渐从“二包一赔”扩充到“五包一赔”，服务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时5.3元/头，逐步增至15元/头。同时，服务中心开办兽药饲料营销店，并以近乎成本的价格直供村级防疫员销售，有效保障了村级防疫员收入。近年，县政府将部分兽医公益服务交给村级防疫员，使巴东模式进一步发展。

　　三、模式开展情况

　　巴东模式以“五包一赔”为恒久坚持、力透纸背的“一撇”，以兽药饲料主渠道让利经营为支撑辅助、保质惠民的“一捺”，承担政府兽医公共服务作为基本担当的“一横”，合成巴东基层兽医服务的“大”模式。

　　（一）“五包一赔”生猪兽医技术服务市场化

　　政府助推，领导抓。“五包一赔”是巴东县重点推广技术服务模式，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每年春防工作会上都会通报各乡镇去年承包服务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做法，对当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自愿签约，责任明。生猪多项技术承包合同每年由县畜牧兽医局统一印制下发，春防期间由村级防疫员与养殖户自愿签订，每份合同都需报县畜牧兽医局和所属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备查。合同中明确双方责任，养殖户需按照出栏数缴纳15元/头的费用（只包技术不包药，出栏前死亡的不收费），村级防疫员需严格按照“五包一赔”要求为养殖户提供服务。责任事故赔偿包括：阉割动物24h内死亡，村级防疫员按猪价50%标准赔偿；农户预约4h内因村级防疫员未能赶到，导致猪死亡的，村级防疫员按猪价30%赔偿等。如村级防疫员责任履行不到位，养殖户可直接向所属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县畜牧兽医投诉。

　　强化服务，重质量。全县推行“六上门”工作模式，即春秋防疫“按时上门”、动物阉割“巡回上门”、安全监管“经常上门”、疫病诊疗“及时上门”、疫病复诊“主动上门”、技术指导“定期上门”。通过坚持“六上门”服务，基层兽医服务得到了群众认同，养殖户满意率达85%以上。

　　（二）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

　　村级防疫员包诊疗，用药是关键。为把好质量关口，防堵假冒伪劣兽药，县畜牧兽医局坚持源头监督把关，乡镇兽医服务中心设店经营，并直供村级防疫员开展诊疗服务、指导畜主用药，提高了村级防疫员收入，使模式运行得以长期稳定。

　　（三）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

　　职责分明，考评严格。按照“政府聘用，部门考核”的原则及“一年一聘，一岗双责”的要求，巴东评聘了478名村级防疫员进行畜牧产业发展指导、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落实惠农政策等公益性工作。考评一年两次，县、乡、村逐级考评。县对乡采取“一听（听汇报）、二查（查资料）、三看（看现场）、四评（综合评定）、五检测（检测抗体）”的方法进行明察暗访，乡对村采取随机抽查走访、测抗体的方式定性定量考评。考评结果都将作为兑现绩效工资奖励的依据。

　　横向考评，加强督办。考评除涉及强制免疫、检疫监管工作外，还横向考评兽药饲料及添加剂使用情况、技术承包服务和群众满意率情况。县畜牧兽医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抽查，了解服务情况，也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兽医公益服务考评全面贯穿了村级防疫员的所有兽医服务，反映了巴东基层兽医服务的统一性。

　　四、模式运行成效

　　一是开展多种兽医服务提高收入，稳住了基层防疫队伍。如果仅靠政府购买服务，优秀村级防疫员一年全额能获得7200元报酬，加上政府缴纳的3200元养老保险，也只有10500元，相比出外打工或者替人种地200-300元/天的劳务收入，村级防疫员身负的职责和较高的劳动强度与补助不成正比。而开展“五包一赔”服务模式，一个村级防疫员少则年服务出栏生猪800头左右，多则可达2000头左右，可增加年收入1.2—3万元左右；兽药等投入品销售会增加0.3—1.5万元不等的收入。如野三关镇、沿渡河镇、溪丘湾乡等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乡镇，村级防疫员通过兽医服务市场化、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年平均增收分别可达2.5万元、2万元和7000元。2013年巴东县村级防疫员年收入区间为2.3万元—7.8万元，平均为3万元左右。收入水平的提高，稳定了村级防疫员队伍。

　　二是有效提升防疫员技术水平，促进服务模式在全县推广。从防疫员管理角度来看，严格兽医服务绩效考核与奖惩挂钩调动了防疫员的积极性；实施“五包一赔”服务模式，促进了防疫员加强诊疗技术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基层兽医人员的专业化、专职化；每年评选优秀村级兽医赴北京培训学习，激发了工作热情，提升了技术水平。从养殖户角度，按照生猪多项技术承包标准进行服务收费对比未承包地区临诊收费降低约10-20元的支出，减轻了经济负担。2014年，巴东全县共签订生猪多项技术承包合同8.68万份，生猪多项技术承包服务的覆盖面已超85%，其中野三关、沿渡河、溪丘湾等乡镇承包覆盖面达到95%以上。

　　三是保证了动物疫病防控质量，提高了兽医部门的管理成效。“五包一赔”服务模式按最终生猪出栏数付酬，有效增强了防疫员的防疫工作责任心，使其尽最大可能避免操作技术等问题导致的应激反应，免疫密度及抗体检测合格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和绩效管理，改变了之前干不干一个样、村级防疫员难指挥的局面；兽药饲料主渠道让利经营，县局源头把关，利于畜禽投入品监管工作开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畜禽及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使乡镇兽医公共服务运行更加高效，疫病防控工作质量得到保证。

　　五、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不顺，政企难分

　　一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巴东县乡镇兽医站转制成为乡镇兽医服务中心，这种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质是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社会组织，但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实际是在履行社会管理的公益性职能（动物防疫监管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管村级防疫员，甚至开展执法活动，但由于其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理论上讲一执法便犯法。二是乡镇兽医服务中心工作经费基本靠经营性服务自筹，难以专心履行其公益性服务职能。三是村级防疫员从事兽药等投入品让利经营的终端销售活动不符合现行兽药GSP管理规定。

　　（二）村级防疫员队伍能力不强

　　村级防疫员是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的骨干力量，身兼动物强制免疫、疫情监测、扑灭重大动物疫情、技术推广、惠农政策落实等多项职能。然而，基层兽医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社会地位偏低，工酬极不平衡，尽管巴东模式发挥了稳定队伍的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村级防疫员专业化水平低、老龄化严重的局面，全县防疫员队伍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188人，占防疫员总数的38%，40岁以下的65人，仅占防疫员总数的13%，尚无一人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

　　六、发展趋势分析

　　巴东县改革前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全国共性问题，兽医机构改革至今，仍有很多乡镇站为差额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需要自筹经费开展公益性职能；除极少数江浙、广东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村级防疫员一年可以拿到地方政府配套的10几万元的高额补贴外，其他地区平均水平都在万元左右，村级防疫员流失严重、队伍老化、后继无人已成为基层防疫体系的首要问题。

　　（一）全国基层兽医服务概况

　　基层兽医服务体系是确保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国家兽医服务体系中最关键的部分。当前，我国的基层兽医服务主要是乡（镇）级兽医机构带领村级防疫员提供强制免疫、检测采样、检疫监督、兽医技术推广、政策宣传、培训等兽医公共服务工作，社会力量以个体乡村兽医、动物医院、兽药饲料企业等为主体提供市场化兽医服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一是乡（镇）兽医机构人才队伍、经费保障、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工作需求，公共服务工作压力大；二是市场化兽医服务业体系发育不良，能力有限。

　　村级防疫人员一直是基层兽医服务提供的主力军，从集体身份搞防疫，到政府聘用进行兽医公共服务，现在逐步走向承担政府购买式兽医公共服务与提供社会化兽医服务相结合。全国各地村级防疫员服务模式也有很多创新，比如成立防疫公司、防疫合作社、防疫服务队开展防疫诊疗活动，提高了组织组织化程度，解决了养老保险缴纳、工作管理评价等一系列问题。

　　今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服务业，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动物防疫技术支持体系，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搞好农民培训等。基层兽医服务体系即将迎来又一轮高速发展期。

　　（二）巴东模式剖析

　　巴东县“五包一赔”生猪兽医技术服务模式走在了改革的前列，对比其他模式综合分析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有效提供了兽医技术服务和兽药等投入品流通服务，独具模式创新。防疫公司、防疫合作社、防疫服务队等都是组织形式创新，代表了这只队伍未来组织化的发展方向，但目前还很不完善，存在制度障碍。没有执业兽医的防疫公司从事诊疗活动没有法律保障；防疫合作社对应付工作“混大锅饭”的社员缺乏有效管理手段；防疫服务队是强制免疫政策催生的产物，提供兽医服务范围极其有限。

　　二是实现三方共赢，切合市场化兽医服务发展趋势，富有发展和推广潜力。巴东模式实现了政府好管理、群众得实惠、防疫员增收入的三方共赢。政府购买兽医公共服务，兽医主管单位只需提出工作要求，由乡镇兽医服务中心进行监督和考核，确保服务质量；村级防疫员上门服务、全面到位、收费较低、降低了猪的病死率，提高了养殖收入；村级防疫员在提供多项服务中提高了收入，队伍得到了稳定。

　　七、建议

　　（一）捋顺体制，改善机制

　　一是继续加强乡镇兽医机构改革，恢复乡镇兽医站。密切结合工作实际需要核定乡镇兽医站编制，破除乡镇防疫工作的人员编制瓶颈，对编制内公益性工作人员实行财政全额供养，保证工作基础。二是剥离乡镇站经营性服务，推向市场。扶持兽医服务中心的兽药等投入品经营走向市场化，以企业身份与村级防疫员签订合同，明确股份合作制经营关系，解决村级防疫员销售兽药的合法性问题，继续发挥其帮扶村级防疫员创收作用。三是强化监管，严格依法办事。县畜牧兽医局应加大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服务主体诊疗行为，严厉打击游医药贩和制售假冒伪劣兽药者，为基层兽医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对村级防疫员更要严监督、勤管理，发现问题严肃处理，竖立公信力。

　　（二）加大政策支持

　　一是政策吸引兽医专业人才，扩充村级防疫员队伍。制订优惠政策，提高防疫员补贴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补贴标准，吸引年轻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大中专毕业生加入到防疫员队伍，妥善解决队伍老龄化和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二是积极创造环境条件，鼓励和扶持新型兽医服务组织快速成长。提高村级防疫员组织化程度、搞活兽医服务经营方式、告别乡村兽医的单打独斗状况，支持有执业兽医资格的兽医兴办兽医技术服务合作社或兽医技术服务公司，实现能人带头、自我管理、市场激励、转型升级的基层兽医服务组织发展目标。三是加大乡村兽医、村级防疫员培训力度。培训内容须理论与操作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其兽医服务技能，增强其技术辐射能力。四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合理界定责任、层层分摊资金，保障乡镇兽医站的人员和工作经费，建立村级防疫员补助的逐年增长机制，扶持推广“五包一赔”这类三方共赢的基层兽医服务模式等，保障基层兽医服务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调研报告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魏宝振

　　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司局级领导干部联系基层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人〔2014〕8号）的部署和要求，我们先后于5月份和11月份两次赴基层联系点——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开展了调研。调研期间，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村民、深入养殖场实地考察等方式，重点了解了金湖村的渔业生产、渔业经营体制和渔业公共服务等内容，并和县、市、省渔业主管部门、推广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座谈和交流。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金湖渔业村的基本情况

　　金湖渔业村位于江苏省宝应县县城西南，坐落于宝应湖畔，全村总面积共有11030亩，其中耕地面积1200亩、养殖水面面积9830亩（池塘1800亩、大水面1500亩、中等水面2530亩、宝应湖网围养殖4000亩），养殖水面占总面积的90%，全村现有村民436户，分八个村民小组，村民总数为1658名，其中从事渔业生产的户数为382户，渔业从业人员1220名，占村民总数的73.6%，是一个地道的渔业专业村。村民自发建立了宝应县兴宝大闸蟹产销专业合作社、宝应县西湖扣蟹产销合作社两个渔业专业合作组织，入社社员已经达到102户。2011年西湖扣蟹产销专业合作社获得江苏省级中华绒螯蟹良种培育基地称号。近年来，金湖渔业村从一个单一的养殖生产，逐步发展成以河蟹养殖为主导产业，二、三产业并进发展的新渔村。目前已经形成了水产养殖、水生植物种植、劳务输出、手工加工、交通运输、水产品流通等六大特色产业，是江苏最大的村级水产养殖基地之一。2013年全村共实现三业总产值12219万元，其中渔业产值6737万元，占总产值的55%；水产品总量达到2149吨；集体收入135万元，人均收入11900元，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苏省百佳名镇名村”、“江苏省生态村”、“宝应县文明村”、“全面小康达标村”、“省级绿化示范村”，2013年该村兴宝大闸蟹产销专业合作社党支部还被被评为“五星”级党支部。

　　二、发展的几点经验

　　（一）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渔）民的收入。村主任刘培刚说，村集体有一处低洼田，俗称“大洼子”，有1500亩，以前在集体手中经营，每年要亏损20多万元，集体也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改造，经过深思熟虑，村集体决定对低洼田进行公开发包，流转给扬州宝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流入方进行改造，每年收取300元每亩的承包金，并按每5年10%递增，经过改造，这一片低洼田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仅此一项，村集体没有投入一分钱，每年便可获得40多万元的稳定收入。金湖渔业村农民大都是捕捞渔民出身，多从事水产养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经验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产出率和效益极低，为了让村民专心从事水产养殖，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村里成立了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把农户手中的1200亩耕地流转出来，统一对外发包，经公开招标，由种田大户王海岸竞标成功，每亩流转价格为720元。除了这些，村民们在农业企业打工的也有近200人。既不影响自己养殖，也可以挣点劳务收入。他们有的在村里土地流转的农场里打工，也有的到生态园、醉翁园等附近农场打工。村民说“我们一天收入最少80块，还供应一顿饭、一包烟。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两年土地流转实践，证明通过流转，形成规模，提高了土地发包收入，解放了劳动力，做到土地增收、劳务创收双赢。

　　（二）培育主导产业，带动村民致富。作为渔业村，村民水产养殖经验相对丰富，可是部分养殖户由于养殖模式落后，品种老化，跟不上市场变化，效益并不高。有的村民因为效益低，干脆弃塘不养了，抛荒的鱼塘算起来有1000多亩。为解决这一问题，村干部带领养殖户在外出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扣蟹培育的市场行情不错，一来可以供应本地养殖户的需要，保证品种纯正，二来也可以供应周边地区，增加村民收入。村里决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成富民产业。开始，由几个村干部和几个示范户带头，试验了100多亩，第一年亩均效益近3000元，村民们觉得这事靠谱、能做，就跟着学，第二年增加到了300多亩，到去年已经发展到了1600亩，成为苏北最大的扣蟹培育基地，还拿到了“省级中华绒螯蟹良种培育场”的牌子。为了规范发展这来之不易的产业，2011年村里成立了西湖扣蟹产销合作社，实行统一购进苗种、统一购买饲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市场销售的“四统一”。由于操作规范，货真价实，他们的蟹苗在市场上很快打出了名气，人家卖20元/斤，他们卖30-40元/斤，客户还是争着来订货。现在该村的蟹苗已经卖到了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供不应求。随着扣蟹产业的不断壮大，成蟹养殖也进入良性发展，养殖面积扩到3000亩。

　　（三）农村基础设施改造，推动生态文明渔村建设。2009年全村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主干道硬质化道路实现了全覆盖，全村森林绿化覆盖率达到35%，其中成片造林650亩，公路圩堤两侧及村庄绿化都得以完善。刘培刚说，“以前，路况差，小贩到不了塘口，水产品运不出去，村民们意见很大”。从2011年开始金湖村利用财政项目和村集体的资金在示范园内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通水、通电、通气、通有线电视，硬化了园区内池塘间的道路。几年来先后建了3座80泵站，3座350泵站，疏浚河道1.5万米，新上了污水处理厂，改造了旧村部，建成了渔博物馆、村民文化广场、污水厂、停车场等公益设施，大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围绕宝应湖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组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在宝应湖建立了一个3200亩的生态修复区，并将邻近生态修复区的沿湖300亩池塘全部退养还湖；引导渔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走生态养殖，健康养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培刚说，“以前，村里留不住人，想建房的都到县城买房去了，现在环境好了，花上几十万在村里建房的村民多了起来。初步统计了一下，有20多户在村里建了小楼房。现在很多城里人都远到我们村来居住了。

　　三、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及对策建议

　　在调研中，我们也同时发现了需要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是部分经营性渔业技术服务有待加强规范管理。据河蟹育苗养殖户刘元泉说，“目前县乡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服务做到了包片服务，乡镇水产站的技术人员定期会过来联系养殖户，询问养殖状况，在养殖户遇到突发情况，打个电话渔技人员基本可以做到半天内到达塘口，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他对乡镇渔技人员的服务表示很满意。然而一部分以饲料和兽药企业为主的经营性化服务人员常常会在我们养殖户的门口贴个条，说水质中氨氮超标，什么什么项目不合格等，建议使用某某品牌的水质改良剂、饲料等等”。这种以销售特定品牌渔药、饲料产品为目的推广服务引起了一些渔民的强烈反感，在强化公益性推广服务的同时，建议国家对于从事经营性渔业技术推广服务作出更加细致的规定。

　　二是流转土地“部分非农化”。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开展，土地流转在当地比较普遍，我们在射阳湖镇看到了出现在养殖池塘上改造光伏发电站项目。该项目直接占养殖水面980亩，养殖池塘中间大概每隔两三米建设了光伏发电地基和支架，该项目属于新能源项目——“渔光互补”，光伏组件位于水产养殖水面上方，立体布置，光伏阵列建成后，虽能提高土地综合经济效益，但是否会造成了养殖池塘的生产性能降低？是否会影响水产养殖产量和质量？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定论。同时一旦光伏项目停止后，池塘恢复到原来状态将需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从射阳湖镇调研的情况看，这个项目还在扩大。

　　三是网上虚拟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需求逐步显现。在走访中，广大水产养殖户反映的最大困难是水产品销售问题，目前多数村民还偏重于对通过中间商集中到村里采购的方式销售河蟹。殷龙英告诉我们，今年她早早感知到了市场行情，她很希望通过淘宝、天猫等网店能把河蟹销售出去，这种通过网络销售的方式在走访中还是第一家。“11.11节”让国人感受到网络销售的火爆程度，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必将影响农产品的销售，建议在加强实体水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设的同时，大力培育以产品销售信息为主的公益性虚拟农产品市场建设。

　　四是农民回乡创业现象越来越多。在调研中从事扣蟹培育的刘元泉原来在昆山打工，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外打工每月3000-4000元，扣除房租、生活费等所剩无几。他从去年回到村里开展扣蟹培育，每年效益比在外打工收入增加更多。在村民殷龙英家，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2012年她养殖40亩河蟹，每亩利润接近1万元，2012年全年仅河蟹养殖收入就接近40万元，在她的劝说下，今年大学毕业的儿子和儿媳回到村里跟她一起开展了扣蟹培育和成蟹养殖工作，儿子和儿媳还专门在淘宝和天猫上开了网店销售河蟹，调研中，让我们对现代渔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渔业，农民已经由原来的“土里刨食”到“土里淘金”转变有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感受，职业渔民、家庭渔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五是水产养殖水域环境污染问题还时有发生。据宝应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吴霆反映，南水北调工程后，宝应湖的出水口被切断，大量农药、化肥等农业面源污染通过雨水等形式进入宝应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造成养殖发生死亡，特别是一些水稻用药引起虾类的死亡。建议在农药的管理上加强对水生生物安全性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