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钱清镇采访路上，记者碰巧看到，一辆挂着当地牌照的工具车和一位外地人骑的三轮车发生剐蹭，记者特意跑上前去看个究竟，结果当事双方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各自的车辆，交谈了一两句就散开了，前后不到一分钟。和镇党委办的陈主任聊起这件事，记者问：“就是想看看发生冲突时当地人会不会欺负外地人。”陈主任笑道：“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如今外来人口人多势众，当地人即使有钱有势，谁去吃那个眼前亏呢？”他把这戏称为“强龙压过地头蛇”。

　　这件事情说明了两个情况：一，外来人员占钱清人口的多数，是真正的“强龙”；二，本地人和外地人在钱清不存在明显的对立和排斥。

　　老城区的新居民

　　钱清镇派出所所长裘登华告诉记者：钱清户籍人口近5.9万，外来人口2007年登记数为8.2万，而实际数字比登记数字还要大，有将近10万人，这些外来农民工大都散居在钱清镇及各个村庄之中，和钱清镇本土农民日益融合在一起。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引来越来越多的外地农村劳动力来到钱清镇工作和生活；大批外地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涌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钱清镇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此，钱清的干部群众看得越来越清楚，无论是当地的居民、企业还是政府都对外来农民工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和接纳的态度。钱清人深刻地认识到，双方的前途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钱清的未来需要这15万人一起去开创。

　　钱清的农家一般都是三层的小楼，上面两层自住，下面一间就出租给打工人员。家境好一点的农户会为自己盖一栋别墅，无论别墅建得多漂亮，很多农民都会再多搭建一两间平房供出租之用。虽然一间的月租金只有100元左右，但是富裕起来的钱清人也不愿放弃这笔收入。这既是绍兴人精明的天性使然，也让我们看到了钱清农民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融合。

　　陪同采访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当外来务工者刚刚出现在钱清时，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钱清人对他们也曾流露出轻视和戒备，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荡然无存。这一方面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对钱清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他们逐渐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一个屋檐下日复一日的相互交流也促使了双方更友好地相处。

　　晚饭后抽空到镇周边的村子里去看看，遇见的大多是外地人，据说钱清每个村都常年住有大量外来人员，多的一个村可以达到一两千，少的也有三四百。每个村还有一个特殊机构———“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办公室有专人负责，由镇里统一领导，它承担的事项很多，即使是外来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也是“守土有责”。

　　在钱清旧城区，我们遇到了几位在当地居民家租住的外来打工者，问他们为什么没在企业宿舍住，他们说，虽然企业提供了包括有夫妻房在内的宿舍，但他们为住得更舒适一些，还是宁肯每月拿出几百元，自己出来租房住。如今，钱清镇旧城区的老房子基本被外来人员租住了，整栋楼住满了打工者。这里的原住民要么到绍兴县城所在地柯桥买了商品房，要么自己盖了别墅，早就举家离开了旧城。于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打工人员就成了钱清城镇居民祖屋的承租人。

　　没有农民工，就像断电断水

　　在钱清采访，谈及农民工所做的贡献，有人形象地比喻：没有新移民，钱清就像停电断水，那是无法想象的。

　　高仁龙是永通集团工会主席，据他回忆，永通集团是最早走出钱清，大批量到外地招收员工的。那是1992年，永通到当时的四川省达县和江西省上饶一次就招了53名外地工人。当时大家都很稀奇，很多人还跑来看热闹。企业非常关心这批远道而来的新员工，高仁龙亲自给他们买了床铺、被子等生活用品。

　　现在，永通集团已发展为钱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6000多名员工中，外来人员占了七成。“永通发展到今天，外来员工功不可没，那是非常肯定的。”

　　高仁龙说，在永通，企业和员工，本地员工和外地员工之间融合得很好。没有歧视，只有热情拥抱；没有冲突，只有坦诚相待。记者在对员工王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王健今年38岁，老家是安徽阜阳，10年前来永通印花有限公司打工，现在当了班长，管着三台机子，每台机子三个工人。王健的妻子叫赵汝霞，四川绵阳人，跟王健差不多时间到钱清上班，现在永通印花有限公司做进布工。孩子已在钱清上完小学，因为中考都在当地进行，回川读初中去了。

　　“我们两个人月收入加起来有四千元，除去吃穿用，每年基本能节余三万左右。这些钱都寄回四川老家存了起来，以备孩子上大学。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我比较满意。”王健还告诉记者，工厂每年都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新职工一进来就全部上意外险。正式录用后，就上养老和医疗保险。工资不拖不欠。每年还有机会去外地旅游一趟。到了春节，老板总要把几百工人集中一起，吃顿年夜饭。这让王健感到挺温暖。

　　钱清庞大的企业群落要依靠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支撑。因此，如何善待这些员工，让他们更踏实地留在这里与企业共谋发展，也是当地企业家要花心思认真琢磨的大事。

　　2008年春节前夕，永通集团印花有限公司、丝绸印染有限公司为400多位外来员工摆了42桌爱心年夜饭。公司不仅备下了可口的饭菜，还为员工孩子们准备了红包。每到春节，永通集团印花有限公司的老总章传业还有个惯例———为外来员工评功摆好。他会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员工，你为厂里创造了多少业绩，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章传业说，这是员工们的知情权。他的口袋里总装着购物券，每天在车间转悠的时候，看见谁工作出色，就随手递上一张。章传业还在公司里设立了节能减排等项目的合理化建议奖，奖金从一千到一万不等，他告诉记者，已经有几个员工摘取了奖项。

　　在金隆家纺有限公司，年轻的公司董事长袁欢铨特意带我们参观了职工宿舍。这个有着600多员工的企业，不仅有单身集体宿舍，还有夫妻房宿舍，整洁的宿舍楼道里悬挂着大幅员工旅游时的合影照片。在可容纳几百人的多功能大厅里，可以放映电影，两侧是阅览室和放有几十台电脑的网吧，这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工余活动场所。

　　袁欢铨一门心思要创办百年企业，他深知这些外来员工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舍得投入。对外来员工的贡献，他一言以蔽之：“企业的财富是谁创造的，是一线员工。没有他们，钱清所有的企业都得关门。”

　　把他们更好地留在这里

　　事实上，钱清的企业已经开始感觉到用工短缺的压力了。以前，钱清企业招工还可挑挑拣拣，现在则完全倒了过来，打工的开始对企业挑挑拣拣：工资多少，食宿条件如何，交不交三金，有没有休假，工作环境怎样，都成了外来员工选择岗位的条件。每当春节临近，企业往往如临大考，生怕工人们集体“哗变”，搞得企业开不了工。多数企业员工稳定性只能保持在80%左右，一些小企业最低到了50%。

　　为了更好地吸纳劳动力，稳定外来务工人员，当地政府做了更多的制度安排。从2007年7月1日起，钱清开始了“零欠薪镇”创建活动。镇里拨出500万元作为企业工资支付应急周转金。同时号召用工企业加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如果员工不能按时得到他的合法工资收入，镇政府会先行支付给他。

　　镇工会主席孔万钧说：“我们感觉，在钱清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而是‘四农’问题，在农业农村农民之外，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现在，镇工会已经开始建设互助互济基金。每个工会会员每人每月缴纳10元，其中会员费5元，互助基金5元。这套系统建立起来，就可以为会员解决很多应急问题。”

　　教育层面的诸多政策也在积极跟进。根据绍兴县统一规定，只要父母有一方在本地工作，暂住一年以上，与本地企事业单位签有劳动合同，或者具有营业执照、运营证，孩子在外地确无人监护的，都可在绍兴求学。学生可以领取免费的教育券，在报名注册时，将该券交给就读学校，抵充现金。这笔费用最后由绍兴县里承担。

　　钱清镇中学的书记高渭明算了一笔账，在钱清就读的外地学生已经占到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对钱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这一问题上，钱清教师、家长表现出了高度的大局意识。高渭明说，钱清的经济发展走在前面，对教育也提出了要求，也要走在前面，为钱清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做贡献。试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外出打工，孩子不带在身边能安心吗？推己及人，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地给予他们同等待遇，让他们确实享受到镇政府提出的“外地民工子女教育一体化”的实惠。

　　目前钱清镇有两所民工子弟小学，各有近800名学生。阳光民工子弟学校属公办性质，校长李宝江告诉我们，学校坐落在外商投资园区，企业比较多，学校的学生90%以上是民工子女，这些孩子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学生也占一定比例。他说：“不少民工子弟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一点也不比本地的孩子逊色。”李宝江还告诉我们，阳光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同一蓝天，同一阳光，同一梦想，让每个流动的花朵健康成长”。

　　移民的继续教育也值得一表：2007年，镇成人教育中心培训了14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拿到了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每人150元的培训费用则全部由绍兴县支付。为了提高辖区人口的文明程度和职业素养，镇里正在积极筹建社区学院，将各部门的所有培训机构统统整合在一起，实行资源共享。学院将专门给外来民工进行文化补习，同时开设本地文化课，给他们讲述钱清的历史、钱清的方言、钱清的习俗，帮助他们尽快了解钱清，融入钱清，成为名副其实的钱清人。

　　2007年，钱清镇投资五六百万，开通了公交车。尽管钱清是个私家车密集的地方，但公交车的出现大大方便了群众的出行，尤其是老人、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

　　相较于企业的谋划，政府在对待外来工的态度上，有着更深的思量。尽可能地为这一群体提供公民待遇，不仅事关社会公平，更关乎一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钱清，不只需要外来人口贡献他们的青春与汗水，更需要这个群体能够长久地在此生活、居住、安定下来，真正成为这里的一分子。如果他们总要不停地重复着春节前后的迁徙，永远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那么，作为中心镇的钱清镇就无法完成向小城市的跨越。

　　寻求政策层面的突破

　　在人们印象中，农民工的流动往往都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在钱清这样工业较为发达的乡镇，大量来自外地农村的农民工流入此地，行进的却是一条在农村和农村之间的流动轨迹。大中城市社会服务资源雄厚，管理规范，尚且对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感到棘手，而对于一个社会服务资源薄弱的乡镇来说，在承受这么庞大的外来人口的时候，面临的难题肯定比大中城市还要多。

　　移民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不仅需要保证其收入的稳定增长，还要在子女就学、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治安环境建设、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安排以至突破。在钱清，虽然无论是企业、政府、社会都以一片诚意推进这方面工作，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难点，有的依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解决，有的则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进行调整。

　　我们看到，凡是国家法律有强制要求的，钱清都执行得比较彻底，如工资的及时足额发放、签订劳动合同、上“三险”等；地方上有政策规定的，如移民子女的就学等，钱清也把政策使用得很充分。但是还有许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安居乐业的因素，钱清目前无能为力，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险和义务教育制度等等。

　　每次和钱清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谢兴长座谈，他都会主动提到外来人口问题。他说，数万外来人口在钱清没有一平米属于自己的房屋，尽管村里和规模企业兴建了农民工公寓，但多数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栖身在棚户区里。按照镇里的想法，集中兴建一个园区，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租或出售给外来人口居住，但这就涉及到土地制度。还有一些外来人员，他们想在当地买房却没钱买，老家有房子，宅基地又不能随意转让，这些问题就更复杂了……

　　在钱清，目前最普遍，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应该是超时劳动。打工人员2000来元的月收入，听起来并不低，但那是用每天12小时劳动时间换来的。钱清的老板并不避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钱清，就是为了多赚钱。这是他们现实的需要，也是工厂的现实需要。“两厢情愿，不上法院”。至于单位时间工资是否偏低，这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匹配的。企业在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劳动力成本，是出于竞争力的考量。“金隆家纺”的袁欢铨坦承，他们企业里，劳动时间12小时的占45%，9小时的占10%。飞翔学校是一家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校长和老师告诉我们，由于工作时间长，外来务工人员难得有时间顾及孩子，他们学校就从未成功召开过一次家长会，开家长会最多的一次，来了三四位家长，少的干脆一个家长都没来。家庭教育和关爱的缺失，在打工人员子弟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