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很美，气势磅礴的大雪山，雄伟壮阔的大草原，到处奔跑的藏野驴、羚羊和狐狸，翩翩起舞的黑颈鹤，天蓝得让人难以置信，一朵云就带来一片雪，云走雪停……”

　　40多岁的王乐元对援藏生活的描述是从西藏的美丽开始的，这位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派出的援藏干部现任西藏自治区兽医局副局长，刚刚履任5个月。在他看来，西藏并不是苦的代名词，援藏也绝不能简单理解为“奉献”，相反，西藏是一个能让自己“学些东西”、“做点事”的地方。

　　王乐元到西藏的时候，正赶上阿里地区发生小反刍兽疫。小反刍兽疫是一种主要发生于羊身上的烈性传染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被国际组织列为A类传染病。此时，作为西藏“四十大庆”重点建设项目的西藏兽医生物药品厂改造工程已近尾声，正在准备迎接国家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验收，验收通过后将作为国家指定企业紧急生产小反刍兽疫疫苗。这正是王乐元的本行，于是在验收前的十几天时间内，他天天泡在西藏生物药品厂，按照197条兽药

　　GMP验收项目标准逐条进行检查，指导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与厂领导、技术人员和职工一道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使生物药品厂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成为符合国家GMP标准的现代兽药生产企业。

　　疫情发生后，除了隔离封锁，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要消灭疫源。消灭疫源说白了就是扑杀所有患病和有可能被传染的羊，虽说政府也有补助，但是对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羊群的意义不仅是全部生活和经济的来源，也是全部情感和精神的寄托，“牧民天天放羊，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是他们难以承受的。”扑杀行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小反刍兽疫的发生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旦失控，造成全国流行，对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损失和影响将难以估量。在刚完成生物药品厂GMP验收后几天，王乐元作为自治区工作组的3名成员之一，在西藏农牧厅副厅长次真的带领下，进入了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阿里。在那里工作组对扑杀工作进行了部署，对小反刍兽疫的特性、扑杀的具体要求、下一步防控重点等技术问题进行了讲解和安排，对人们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协助行署和县政府工作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一个村一个村地做思想工作，有时一聊聊到晚上一两点。做通一个疫点的群众工作，扑杀一个疫点的动物。

　　在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以上的阿里，王乐元才真正领略到什么叫高原。“空气太稀薄、太干燥了，楼梯要慢慢爬，上到3楼就得停下来大喘。睡觉到后半夜常常会憋醒，嘴唇上裂开的口子半个多月也好不了。”但是在阿里亲眼看到的情况让王乐元的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比如对小反刍兽疫疫苗的态度，在北京不了解情况，不赞成轻易使用疫苗，但是到了阿里，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境线有多长，边民贸易、过境放牧的活动多频繁。目前我国周边国家印度、尼泊尔等都有小反刍兽疫流行，并且，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反刍动物与羊群接触，不用疫苗再次发生疫情的风险很大。”

　　工作组一行人驱车在茫茫大地上奔波，20多天时间他们行程近万公里，新车爆了2个胎，车前车后伤痕累累。

　　“西藏的边境线很长，周边国家疫情复杂，国外很多动物疫病很容易通过西藏进入我国。而随着西藏公路设施的改善和青藏铁路的通车，货物流量、来藏人数迅速增长，疫病传播的风险不断增加，防疫是个大问题。”在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的工作经历让王乐元有了特殊的职业敏感，而英国国际口蹄疫参考实验室一年访问学者的经历也让他开阔了眼界。今年6月，刚从英国回来三四个月，得知援藏的事王乐元又瞒着爱人偷偷去报了名。“可以理解为你学到了国际先进的经验，然后想去援藏，为西藏人民做贡献吗？”记者的问题一出口，立刻被王乐元否定了。“我们不能把援藏当做是去为西藏人民做贡献，事实上更大程度上，是西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做点事的平台，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和生活经历。”

　　现在，王乐元也常常数日子，但是他的数日子不是怕时间太慢，而是嫌太快：“农业部规定的援藏工作就3年，到现在一转眼就5个月了，等过完年1/6时间就没了，感觉好像什么事都还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