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23日，我部举行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继增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会上，贾继增同志作了题为“我是一名普通农业科学工作者”的报告发言，他所在单位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保明、同事景蕊莲、学生刘越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贾继增同志的先进事迹。现将四位同志的发言材料予以刊登。

我是一名普通农业科学工作者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   贾继增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一名职工，全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农业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自1970年参加工作至今已35年，今天很荣幸有机会作为无数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一名代表，就我的一些体会向各位领导、老师与同事作一汇报，与同志们进行交流。

（一）

　　我1945年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农村。象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从小就经受着爱国、爱民的教育，古代的诸葛亮、文天祥、岳飞，现代的董存瑞、雷锋、焦裕禄是我们这代人的学习楷模。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一直在影响着我。我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农业劳动的艰苦、农民生活的艰辛、农村经济的贫困也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中学时代，我就立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5年高中毕业，我的3张高考志愿表填写的全是农业院校，后来如愿以偿地考进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但入学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商洛的一个山区中学当老师。那里生活十分艰苦，更没有实验条件与实验任务，但凭着对农业科研的兴趣与爱好，我开始了自己的初级农业实验研究，小麦杂交育种、栽培实验，生产“5406”，制作发酵饲料，什么都做，当时也曾因此被评为县、地区的先进教师，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人帮”粉碎后，恢复了高考与研究生制度。1979年，我考入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在我国著名的小麦品种资源专家董玉琛、丁寿康研究员指导下从事小麦品种资源研究，从此正式走上了农业科研的道路。在以后20余年的工作中，我逐渐认识到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爱党、爱国、爱民的思想主要应体现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以科研为“本”，敬业爱岗，勤奋工作。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派到在墨西哥的国际小麦玉米中心(CIMMYT)进修3个月。可是，没到3个月，安排的进修内容就结束了。当时正是5月初，是北京小麦做杂交的季节，由于惦记着家里的实验，我便提前一个月回国了。当时中国人对国外的情况好奇心远比现在要强烈，许多人出国总是要尽可能多待一些时间。我回来后，所领导见到我很意外，得知情况后高兴地说，派你这样的人出国真让人放心！

　　1990年，品种资源所争取到一个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进修名额，所里准备派我去。当时分子标记技术还刚刚兴起，我意识到这项技术将在作物遗传、作物种质资源、作物育种等研究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英国剑桥实验室在小麦的分子标记方面当时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鉴于这种情况，我便联系到英国剑桥去进修。在剑桥实验室进修时，该实验室给我的工作是绘制小麦第6部分同源群连锁图。这是一个人一年的工作量，但我在一年的时间内除了完成这一项目外，还完成了抗白粉病基因的分子标记及从国内带去的小麦外缘染色体鉴定两项科研项目，工作量比两个人正常的工作量还多。那时，每天9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九、十点，有几次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周末和节假日除了去商店采购一周的食品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实验室的一些外国人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是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年工作365天。”

　　1992年，一年多的进修时间结束了。当时我有三种选择：回国、转读博士学位和应聘到国外其他单位工作。那个时候，分子标记在国际上正热，招聘此类人才的广告随处可见，有了英国剑桥实验室的工作经历，有该实验室主任的推荐信，在当时找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我知道国家的科研项目正需要我，老师、同志们盼望着我，因此没向所里提任何条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我国近年来回国的留学生已有数万人，我只是其中之一。“报效祖国”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1998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参观，远远就望见在美丽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尊我国特有风格的鼍（音tuo）龙纪念碑，在西方风格的建筑群中显得十分突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竖立的，碑文大意是，在祖国遭到日寇侵略的最危险时候，他们将投笔从戎，回国参加抗战。是留在世界最高学府，还是走向随时都有失去生命可能的战场，对个人来讲那是一个有多大差别的选择啊？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他们相比，我们所做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有更多！

（二）

　　在目前实际的科研工作中，在我的周围，为我国农业科研的进步而勤奋工作的人比比皆是，上有90岁的庄巧生先生、80岁的董玉琛先生、70多岁的李振声先生，下有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周围有我的同事，大家都是如此。我只是这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是在这种环境中熏陶与培养出来的。

　　近年来，我先后主持了国家973、863、国家攻关、国际合作等项目，项目申请、项目组织实施、项目检查、项目汇报、研究生指导，科研任务及其他业务活动十分繁重。加班加点工作就很平常。20多年来，节假日我休息的很少，每天晚上吃过饭后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一、二点，个别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有时遇到好电视看时间长了，不能到办公室，就会感到内疚，给家里人说明天早上一定要早上班。遇到这种情况，我儿子也会开玩笑地说：“吆！爸，今天怎么也‘腐败’一回？”

　　由于脑子整天装的都是科研，有时早上醒得早了躺在床上也在琢磨课题的事，与人谈话也在考虑课题的事。一些科研思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构思出来的。如有关异源多倍体LD分析的方法就是晚上睡不着时想出来的；有关优异种质“源”的研究就是在与别人谈话时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后来根据这一想法于1986年申请到了国家自然基金“中国小麦矮秆基因及矮源的研究”，这是我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研究项目，也是我迄今为止主持的项目中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项目，项目资助总金额3年共1.5万元，节余3千元，获农业部科技进步3等奖1项。

　　自古“忠”、“孝”难两全。由于整天忙于工作，家里的事我很少管。我的两个小孩都是我爱人一个人带大的。我父母亲去世早，我的小弟弟也是跟着我爱人上的中学。至今我老家有事也都是直接找我爱人而不找我。我的岳父、岳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近10年来我仅去看过他们1次，今年春节又没能去看望二老，由我的爱人和儿女代我看望。因为一篇文章已拖了半年，必须尽快完成，不然国外抢先发表，我们就可能前功尽弃。这么多年来我欠下的太多了，欠父母的、亲戚的、同学的、同事的、朋友的，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有些我已无法偿还，有些等我退休后还有机会偿还，对我的祖国和亲人，更多的我只有以我的工作来偿还了……

（三）

　　我是从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种质资源是作物育种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占有丰富的基因资源是我国的优势。我国老一代种质资源工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基本完成了种质资源的大规模收集保存，目前在长期库中保存的种质资源数目居世界第一。我想，我们这一代种质资源工作者应该重点进行种质资源新基因的发掘与种质创新，将我们的种质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库，使其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民致富的“基因银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和老师、同事、同行先后进行了“国家重大科学工程”、“973”、“863”、“小麦功能基因组”等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申请。由于加深了对项目的重要意义及自身责任感的认识，因而尽管这些项目申请的难度都很大，有的申请过程甚至持续多年，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目前除小麦功能基因组外，其余都获得了专家与领导的认同与支持。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小麦功能基因组计划”的建议书也会得到支持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水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而且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荣誉的象征。2001年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水稻基因组测序，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2年国际植物与动物基因组大会上我国的水稻基因组科学工作者作完报告之后，所有与会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Mike Gale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China is not developing country any more”。那种情况下，我真正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同时也感到身为农业科研队伍国家队成员的责任。

　　无论是申请项目或从事科研，都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与精神。记得1985年，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当时种质资源攻关项目没有将优异种质资源列入其中，我感到这样重要的项目为什么没列上？当时我硕士刚毕业，血气正旺，就写了立项建议书，找所长、院长、甚至到农业部与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理论”。后来这个项目第二年就得到了资助。当然，这与我找领导“理论”是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近10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种质资源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提出了基于基因组学的种质资源研究新领域，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建立了高效发掘新基因的技术体系，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新基因；建立了一条高效的种质创新技术路线，创造出一大批优异新种质，培育的抗白粉病优异新种质可在较长的时间解决我国白粉病抗源缺乏的问题；开发出一批小麦新型分子标记，结束了我国小麦分子标记依靠国外的被动局面；获得了近万条小麦全长cDNA，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获得小麦全长cDNA最多的国家。近年来，我还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讨论会做大会发言，介绍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与基因组学研究的情况。今年4月，我们主办的基于基因组学的种质资源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北京召开，该领域的许多世界知名学者都将参加。这将为我们向国外先进单位学习以及让国外了解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以来，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三个代表”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争取在农业科研领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位心系“三农”勤奋拼搏

勇于创新的好党员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党委书记   张保明

　　贾继增同志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973”（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完成人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集体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他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农业科技工作者”、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农业部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作为党委书记，我为我所有这样的先进代表而深感自豪！

　　贾继增同志生长在河南农村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同时，古今英雄、楷模的先进事迹，使他深受爱国、爱党、爱民的教育。特别是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对他影响十分深远，每当谈起学习1966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总是激动地流下热泪，说：“焦裕禄的光辉形象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他是我一生中最崇拜的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贾继增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凭着对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对农业科研的兴趣和爱好，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全部都是农业院校，最终如愿以偿地被北京农业大学录取。1970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商洛的一个山村中学教书。从那时起，他就独自开始了小麦杂交育种、作物栽培以及菌肥的生产与试验。他的努力工作和大胆的革新试验，受到当地领导的重视，多次被评为地、县先进教师，并于197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商洛期间，他完全靠自学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那个年代，学专业理论、钻研业务有时还会遭到错误的批判。而他硬是凭着一股学习的韧劲，坚持钻研。为了自学，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困难，顶着沉重学习任务的压力，他每天夜以继日地苦读。毕业的时候，他的同学刘秉华说：“我们一起入校时，老贾的细胞遗传学还不如我好，可后来他的水平上去了，而且在分子生物学方面超过我了。他入学前学的是俄语，可他现在的英语水平多高啊，听说读写，接待外宾都行，我真服他了。”

　　贾继增同志常常说：“我是一个穷苦出身的孩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上学的机会，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就是搞好科研，科研搞好了，就是爱党、爱国、爱民的最好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贾继增两次被派往国外学习。那个时期，别人回国时常常是为家庭带回国内稀缺的电器产品，而他带回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文献资料，和各种科研和实验用的试剂药品。因为有了这些之后，回国后就可立即开展实验。之后他又多次出国，每次回来都带回大批的试剂、药品、甚至仪器。几年来，他带回来的仪器、药品就为实验室节省了十余万元开支。

　　90年代初，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出现了“搞原子弹不如卖茶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拜金主义”有所抬头，一些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也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搞起了五花八门的“开发”、“下海”。而贾继增和他的同事们却不为所动，没有受到当时那种风气的干扰，团结一致，坚持科研工作。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我相信，与他们始终坚持的以科研为本的执着精神是分不开的。

　　参加工作几十年来，贾继增一直是抓紧时间，勤奋工作。近年来，由于承担的科研工作任务重，加班加点已习以为常，甚至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出差时，他常常是晚上坐车，白天一到目的地就工作，办完事又在当天晚上返回单位工作。去年5月的一天，他到四川调查小麦生长情况，下午2点多从四川赶到河南洛阳，不顾天气炎热，立即下地调查。第二天一早，他就又出现在了北京的实验地里。他说，5月份是观察小麦的关键季节，抓不紧，一年的时间就耽误了。要抓紧一切时间，尽可能多的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有人问他，你这样拼命工作累不累。他说，也累，也不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在职称、荣誉、地位、人际关系方面，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91年贾继增主持863项目时还是助理研究员，这在当时全国都是少见的。他也曾为此苦恼过。但他劝慰自己，以研为“本”，就是以科研为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一个人的能力本来有限，应首先把大事做好，不要因小失大，大事做好了，对人民、对自己都有好处，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也能从科研工作中得到解脱。

　　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同时，贾继增领导的实验室里，也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团队精神。他的实验室总共有60多人，尤其是学生和临时工作人员，多数远离家人。可在每一位同志过生日时都会收到一份生日礼物，包括一张全体人员签名的生日卡和一束鲜花。礼物虽小，但是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深深感到集体的温暖，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如果团队的成员遇到困难，贾继增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不管是职工还是学生病了，他都关怀备至，有时间一定去看望。贾继增自己个人的私事很少有时间去管，但为了在国外的同事能分到房子，他却花费了很大精力，多次到所里找领导，到院里帮助联系，忙前忙后，终于圆满解决了。

　　在贾继增眼里，每一位同志都是在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忙碌，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他们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可当完成了一项工作，他也会道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他尊重每一个人，不管是正式职工、临时工、还是学生，都一视同仁。张建文同志负责为贾继增的实验室做保洁，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贾继增经常赞扬他，还教育学生向他学习。贾继增常说，要尊重他人的劳动，一个人的分工可以不同，但应该相互尊重，要向张师傅那样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贾继增同志是我们队伍当中的一个品质先进、能力先进、行为先进相统一，立足本职工作，埋头苦干、奋发进取、努力创一流业绩的先进代表。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位勤奋执着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  景蕊莲

　　我是贾继增老师的同事，很荣幸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我所了解的贾老师。

　　我于1993年到中国农科院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认识了贾继增老师。1997年，我在贾老师负责的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出站后留在实验室工作。多年来，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了比较多的了解。贾老师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先进事迹，但使很受教育。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高科技领域，“星球大战”广为人知，而许多人不知道的“基因大战”也已悄然而至。我国有丰富的作物种质资源，仅建在我所的国家种质库保存的就有33万份，居世界第一位。然而，目前种质资源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只有从中发现的基因进行专利登记后才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贾先生深知，发达国家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技术，正加紧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中鉴定与克隆基因，然后将其转变为他们手中的专利，高价卖给发展中国家，甚至以此来卡我们的脖子。

　　1990年，贾老师在《Biotechnology（生物技术）》杂志上看到美国康耐尔大学的Steven Tanksley发表的一篇介绍分子标记RFLP技术的文章，就敏锐地意识到这项技术将对未来的作物种质资源与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在这时，所里把一个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的出国进修名额给了他。贾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当时在小麦RFLP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剑桥实验室进修。

　　回国后，在所领导的支持下，他与全室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开始创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分子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艰苦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没有设备，经费又不足，困难可想而知。为了能够尽早开展工作，他经过多方调研，与仪器公司多次谈判，最后，用最少的钱买到了能够满足实验需要的关键仪器设备。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终于在自己筹建的实验室提出了第一份样品的DNA，做出了第一个PCR分子标记。此时的贾老师和同事、同学们都无比地欣慰：我们成功了！

　　为尽快利用好我国丰富的作物种质资源，贾先生到处呼吁，强调基因资源研发的紧迫性。2001年10 月，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种中国豆侵美国“权”？》的文章，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正在对一项大豆的研究申请国际专利，专利一旦获得批准，中国农民或育种专家就有可能被指责为侵犯了孟山都的专利；中国的有些大豆产品会因此无法出口，甚至会引起国际贸易制裁。类似的危机还极有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小麦、玉米、水稻等作物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贾先生更是心急如焚，在学术会上，在政府部门，或是作演讲，或是写报告，阐述问题的重要性。正是这种紧迫性激发了他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促使他奋力拼搏。

　　如何从现有的种质资源中发掘优异基因并提供利用，是摆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也是贾老师和同事们努力探索的问题。因此，贾老师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基因组种质资源学，即用基因组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发掘丰富种质资源中的优异基因，以实现我国从种质资源大国向基因资源强国转变的宏伟蓝图，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准备基因资源。

　　贾老师常说，作为农业科研领域的国家队成员，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占领我们应该占领的一席之地，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科研作贡献。他担任着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为了促进实验室发展，提升研究水平，他与董玉琛院士坚持经常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讨论会，聘请专家、顾问，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进展把关，虚心听取意见，探讨实验室的发展战略，提高了实验室在科研工作上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人才是提高科研水平的关键。贾老师先后培养出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40余名。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一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为了普及与提高植物基因组与基因资源方面的最新知识，他还组织举办了“全国分子标记培训班”、“BAC库构建培训班”，应邀到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作学术报告。目前这些毕业生或者参加培训的人员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基因资源或分子育种的骨干。

　　近年来，贾继增先后主持了国家973、863、国家攻关、国际合作等项目，科研任务及其他业务活动十分繁重。加班加点已习以为常，熟悉他的人下班后和节假日给他打电话也常常打到办公室。他的勤奋和进取精神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他常讲的一句话。他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修正研究战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以李振声、张启发、董玉琛院士为核心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他与他的团队已经连续两届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为深入研究和利用作物种质资源创造了机遇。

　　由他和张启发院士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构建大批量种质资源核心种质的技术路线，通过5年的努力，项目组已经构建了水稻、小麦和大豆三大作物的核心种质，初步发现了我国三大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这对于三大作物的遗传育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他主持第二期“973”项目“主要农作物核心种质重要功能基因多样性及其应用价值研究”，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基因组材料（Genomic stocks）的概念。他的研究小组近年来筛选创造了一大批小麦基因组研究材料，同时，设计了一条可同时获得新品种、新种质的技术路线。

　　贾老师在“973”项目组工作会议上向项目组成员提出：“我们拿了国家那么多的钱，现在的实验条件又这么好，我们能为国家拿出什么东西？”这话是提问，是鼓励，更是鞭策，他在鞭策项目组的成员，也在鞭策自己。

　　贾继增先生是生活、工作在我们身边的模范，我们要向贾老师学习，学习他勇于创新、献身农业科技事业的精神，为农业科技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

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刘越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贾继增先生的博士生。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向大家讲讲我们学生心目中的贾老师。

　　1999年，我带着儿时的梦想，怀着对生物技术的向往，来到中国农科院，终于如愿以偿的师从著名品种资源专家贾继增先生。回顾5年来的日日夜夜，我非常庆幸，有这样的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引领我们在科学的殿堂里努力前行。他严谨治学，无私奉献以及爱学生如子女的感人情景历历在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贾老师曾参加我的论文指导。2003年我完成硕士学位后继续在中国农科院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贾老师也参加我的课题指导。在博士论文选题时，贾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我想，若接着硕士的课题做下去，轻车熟路，很快就会得到结果，顺利毕业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贾老师。贾老师说，还有另一个课题可供选择，就是太谷核不育小麦基因克隆。太谷核不育小麦是我们的国宝，只有我们中国才有，克隆太谷核不育基因对于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对于培育小麦以及其他谷类作物的新品种，都有重大的意义。接着，贾老师又明确指出课题存在的难度，他说，小麦的基因组比水稻大三四十倍，小麦基因克隆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会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贾老师又认真地帮我分析了课题的可行性以及我自身的优势，说，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基因组文库这个平台，这比以前的工作迈进了一大步，另外，你的实验基础也很好，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有可能克隆到这个基因。贾老师说，当然，选择哪个课题，你自己决定，因为，只有自己选择，才会有能动性。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贾老师说过“科研工作就是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如果能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就算苦点，又有什么呢？我相信，有贾老师的指点，我们会得到好的结果的。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承担了难度更大的课题——“图位克隆小麦太谷核不育基因”。尽管这个课题的确非常困难，甚至比我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但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指导下，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贾老师的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们平常见到贾老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面带微笑。但如果我们在科研工作中态度不严谨、不科学，贾老师就会很生气。他经常检查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也要定期向贾老师汇报工作。2000年，我刚开始做PCR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检测分子标记在群体中的分离情况时，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就非常高兴地向贾老师汇报。他看了看电泳图片，问我加没加阳性和阴性对照，我说没有，还解释说，我的操作挺规范的，不会有问题。贾老师耐心地解释说，每个实验都用到很多药品，涉及到很多环节，如果没有对照就不知道结果的可信度怎么样，只有设了对照的实验结果才可靠。你再重复一次，加上对照再看看结果。当我加了对照之后重新作了一次，结果是阴性对照中也有扩增，也就是说，我认为“好”的结果是假的。从此，我做实验都更加注意实验设计的严谨性。

　　身教胜于言教。贾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学习和实验中遇到的难题。

　　生物学实验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同位素。同位素能够放射出不同的射线，如果实验中操作不当，人体受到长时间大剂量的射线照射，会受到很大损害。所以有的学生就有“同位素恐惧症”。但同位素究竟对人体有多大危害，我们并不清楚。贾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用的同位素是32P，一定厚度的有机玻璃板就能把它挡住，只要操作正确，防护得当，对人体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的。他说，我在英国一年多，每周都做1-2次同位素，每次用量都比你们用的都多，你们看，我现在的身体不是很好吗？为了消除同学们的畏难情绪，贾老师穿上白大褂，戴上手套，亲自动手进行同位素实验演示，并仔细讲解每一步骤的操作规范和注意事项，让我们在旁边学习。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在清理同位素实验的废弃物时，贾老师感到确实有危险，他就不让我们动手，坚持自己清理。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都非常感动……他的做法，使同学们纷纷放下了思想包袱，为更好地利用同位素技术，取得更精确的实验结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贾老师不仅教我们如何做学问，也教我们如何做人！他对我们说，任何一个大的成就都不可能仅靠个人力量完成，所以人与人合作是必由之路。处理好团队合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大智若愚，不过分计较个人得失！贾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们，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贾老师是严师，更是慈父。“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正是他的真实写照。我和同学们至今忘不了2003年4月底，非典开始在北京蔓延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实验室里的一名同学，感觉有点发烧，贾老师立即向所里汇报了情况，并且马上采取措施，让她单独居住，保证宿舍的通风，按时送饭。第二天清晨，贾老师早早就去询问学生情况怎么样，发现没有明显的好转，当即报告院门诊部，大夫经过初步检查，仍不能排除非典，决定立刻送发烧门诊，大夫希望单位派一个人一起去，同时又说，如果学生确实是非典，我们几个人就都得被隔离。贾老师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我的学生，我应该去。院里派了一辆非典专用车送贾老师和那位学生一起去了医院。同学们都紧张得很，因为就连接送非典病人的车从学院南路经过时都要通知关闭院大门，禁止出入，而贾老师为了他的学生，却要亲自陪着她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方——发烧门诊去检查。

　　这就是我们的严师，这就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们学生无私的爱。我们焦急地等待着，默默地祈祷着。检查结果排除了非典疑似，当贾老师带着我们的同学平安地回来时，全体实验室人员紧紧把老师围在中间，又叫又跳，沐浴在患难见真情的激动和幸福之中。

　　贾老师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心血都倾注到了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建设上。除了日常业务外，他还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各种活动，包括学术报告，体育比赛等，不仅增加了我们实验室、各课题组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增强了我们大家的凝聚力，极大的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协作。我们实验室所有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已经逐渐成为在关键时刻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科研队伍。

　　是贾老师严谨求实的学风教育了我们，是贾老师勇于创新的精神鼓舞了我们，是贾老师无私奉献的行动感染了我们，是贾老师爱党爱国的心灵激励着我们，作为贾老师的学生，我们将以贾老师为榜样，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为农业科技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