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有效衔接并非自然顺畅，相反在实践中至少还面临“两大滞后”
“脱贫攻坚目标实现后，需要一段过渡时间来巩固并打牢基础，同时又向乡村振兴路上迈进。”
站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的关系，重庆市武隆区委书记黄宗华有着自己的理解。
“养儿不用教，武隆走一遭”。武隆区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被确定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2017年11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在全国首批正式脱贫摘帽，当前是重庆3个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试点区县之一。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被视为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间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党在“十三五”与“十四五”重要历史交汇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认为，脱贫攻坚解决了“人”和“户”的问题，为乡村振兴打开了时间和空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脱贫攻坚之后，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农村问题的基本面。乡村振兴不是着眼于一个人的富裕、一个人的贫困，而是要解决整个“三农”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着眼于村庄和村民的整体进步，为解决相对贫困提供长效内生动力。
本刊记者调研了解到，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也面临着本土化专业化人才匮乏、扶贫资产管理落后等现实困境，应着力在乡村振兴目标任务、技术赋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的共生式发展。
最需本土化专业化人才
乡村人才支撑匮乏，被黄宗华列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首。
他向本刊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
当前武隆区184名村支部书记中，40岁及以下20人，占10.9%；大专及以上学历53人，占28.8%；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占10.88%；国家三期科技人才和市级科技特派员47人，占25.5%。
“当前，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山区，人才短缺、人口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难题。”黄宗华感慨。
人才匮乏也是千里之外吴云波面临的难题。
吴云波身兼多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通辽市玛拉沁艾力养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委员会主任。
2013年吴云波成立了合作社，当时全村90%的牧民参与，以耕地、牛、现金三种模式入股，合作社总资产达到了550万元。
目前，合作社已集养牛、屠宰、加工销售于一体，分红六次共计767万元，带动68位牧民直接就业，还带动了周边55户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贫。
去年疫情期间，吴云波通过直播，在快手直接面向消费者推荐产品，短短几个月直播销售额超过20万元。
站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吴云波深感，较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更加面广任务重：
目标上，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现代化；空间上，由区域转向全域。
“1979年出生的我已经算村里年轻干部了。”吴云波坦言，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跟90后、00后没法比，不论是受教育层面，还是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都存在不足，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能否胜任缺乏自信。“本土化专业化人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吴云波对本刊记者说。
“帮扶方等外在力量是宣传队、播种机、催化剂，但不能代替本土化专业化人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调研发现，在产业扶贫中，不少帮扶贫困地区的企业和单位或负责产品规划设计、技术指导，或负责产品品牌打造、销售推广等，而农户在其中往往只是作为一个生产主体，并没有发展成为真正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如果帮扶方撤走了，产业乃至农村发展还可能缺兵少将，缺柱少梁。”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2020年撰文指出，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低：2亿多农业经营户，3亿多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高中（中专）、初中、小学及未上过学的比例分别是：1.2%、7.1%、48.4%、37.0%、6.4%。
“两大滞后”制约衔接
现实中，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并非自然顺畅，相反，存在卡顿现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奇认为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至少还面临“两大滞后”。
其一，扶贫资产衔接落后。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研究估算，截至2016年，我国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已累计3万亿元。除了直接消耗外，这些资金形成了庞大的资产。这些扶贫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折旧时间长，除了服务于脱贫攻坚，还将在乡村振兴中存续相当长时间。比如，光伏扶贫项目多数要运营10年以上，且一般10年后才能回本，一些水电站扶贫项目持续时间可能更长。
但是，由于资金来源渠道众多，投入方式多样，扶贫资金出现了“无人管”“多人管”等乱象。不同类型扶贫形成的资产路径及性质千差万别，权利归属界定难度较大，结果大部分资产出现了“管不了”“不愿管”等窘况。在资产实际运营过程中，一些产业项目缺乏精细谋划，实施主体选择缺乏市场机制，收益分配缺乏持续精准，导致部分资产陷入“管不好”“还想管”等困境。
在脱贫攻坚任务结束后，这一庞大的资产权属是归政府、集体，还是归扶贫对象？出了问题，责任归谁？运营好的话，额外收益怎么分配？一旦政策变化，该如何处理？各地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实践中，本刊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扶贫资产发展潜力不足。“贫困地区形成了许多扶贫资产，但由于长期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扶贫资产难以发挥长期效益。”黄宗华说。
其二，乡村振兴任务目标衔接滞后。
一方面，产业扶贫亟待可持续发展，产业兴旺的长效机制还需完善。
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然而，在脱贫攻坚期间，部分乡村未形成可持续发展产业，依赖财政投入，获得帮扶的产业一般是专项的、单一的产业，且多集中在农业，扶贫产业有同质化和低端化倾向。特别是有些地方的产业扶贫要求过急，在市场论证上做得不够充分，一窝蜂上一个产业，短期内农产品供应迅速增加，而市场一时难以消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反而不利于农民收入增加，最后恐价贱伤农，产业扶贫项目有“烂尾楼”隐患。
黄宗华提醒：产业发展要注意避免产业趋同造成产能供应严重过剩，防止价贱伤农。
另一方面，部分贫困地区的生产发展缺乏生态考量，生态宜居需加强。
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地方存在“环保让路”的现象。国家关于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只提出了“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等原则性要求，没有量化考核，一些地方工作和考核重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口危房改造和贫困群体增加收入等方面，在保护生态环境上考虑不足。
例如，部分地区在易地搬迁实施过程中，搬迁规划内容主要涵盖搬迁数量、完成时间等，对空间布局没有很好地规划，导致搬迁安置后可能对生态资源环境造成破坏。还有一些地区以超常规的手段提高贫困地区的人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考虑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引进超大型畜禽养殖场，发展畜牧产业提高农户收入。诚然，这些扶贫手段在脱贫攻坚中能够达到很好的脱贫效果，但是不排除到乡村振兴阶段，积累的环境隐患爆发的可能性。
数字化力量赋能衔接
合作社遇上了区块链。
以合作社为支点，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把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和发展中，为农业提供生产性支持和生活性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针对“两大滞后”问题，在规范合作社运营、扶贫资产的管理上，一些数字化力量参与，进行着探索。
杭州趣链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伟向本刊记者介绍，一方面，区块链为入社社员建立电子证照、数字“身份证”，为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穿透监管、协同监管、实时监管的技术手段，社属财产按照合作社章程与社员共识进行运作，有利于合作社完善高效民主决策和治理机制，确保扶贫资金补贴资金精准滴灌。
另一方面，合作社内部，利用链上数据防篡改等特性，鼓励农民向合作社贡献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推进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把农民和合作社结合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盘活农业要素。
合作社外部，利用区块链打通产业链上下环节，以合作社为主要抓手和服务对象，提高对接上下游效率，丰富服务领域和服务质量，从原料采购、农机租用、销售对接等入手，发展到资质认证、地方品牌的建立、农产品溯源管理等，最终可延伸到金融服务，甚至是资本引入，提升并扩大合作社的运营效益。
在乡村振兴任务目标衔接上，在短视频+扶贫新模式的带动下，近年来，短视频直播平台培育了一批乡村短视频创业人才，他们成为了贫困县区脱贫致富的农村新网红。
快手科技副总裁、扶贫办公室主任宋婷婷告诉本刊记者，2018年7月，快手发起“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该项目已在全国发掘了超过100位乡村创业者。除此之外，还有数百位基层政务工作者作为网络乡村振兴官活跃在快手平台上，销售地区农特产品、推广地方文旅，赋能基层政务治理。“快手已成为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新农具和乡村人才成长孵化器。”
在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乡村创作者们用平实的口吻、接地气的语言，在展现自己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助力农业生产、传递农业知识，从中也提高了收入。
目前每两位快手乡村创作者就有一位在快手获得收入，2020年快手乡村创作者电商成交单数超过5000万。
刘奇认为，短视频上的乡村创作者们，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者互相照应，即“四生”契合，不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远离生产场所；不为了挣钱破坏生态环境。只有“四生”契合，互为促进，才有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益的生产、高文明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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